万里江湖想潇洒，伫看春水雁再来。
真所谓几家欢喜几家忧，遗憾的是，也是诗人的张弘范在厓山之战后却没有写诗纪念，仅仅在石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么一句后来被人修改以至于成为贬损的话。
正如忽必烈去世后，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在辅助成宗继位后便迅速相继去世，如同任务完成便功成身退一般。张弘范在完成追歼南宋残余军事力量的任务后，也在英年便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是年十月，张弘范班师还朝，世祖特别在内殿为他洗尘，荣宠亚于当年的伯颜。然而不久，张弘范便因“瘴疠疾作”而病倒。
忽必烈对张弘范的病情十分重视，特命尚医前往诊视，同时遣近臣临议用药，并命卫士到张家护卫，防止闲杂人等打扰。但常年的鞍马劳顿，使得张弘范身体早已透支，终于一病不起。在病中，他得知自己的老对手文天祥在接受阿合马、孛罗等重臣劝降后仍然不改初衷，以至于朝中有诛杀之议。连忙“表奏天祥忠于所事，愿释勿杀”。
文天祥虽暂时得以不死，而张弘范却不得不先走一步。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自知大限将到的张弘范浴易衣冠，让人扶掖至中庭，面阙再拜。退坐后命酒作乐，与亲故言别。拿出世祖所赐剑甲，交给儿子张珪说：“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语毕，端坐而卒，享年仅四十三岁。
世祖忽必烈对张弘范的死十分悲痛，追赠他为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烈。后来的元朝诸帝又屡次加封。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元武宗加赠他为“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元仁宗又加赐他为“保大功臣”，封淮阳王，改谥献武。他儿子张珪屡任要职，最高做到中书平章政事的高位，爵位为蔡国公。
张弘范去世后，文天祥又经历了多次劝降，即使世祖亲自许以宰相之位仍矢志不移。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在张弘范去世三年后，于大都柴市口就义，享年四十七岁。
张弘范一生尽忠于元廷，元廷也对得起他。以君臣之义而言，他相当圆满。而因为他效忠的不是汉人朝廷，身后的评价总是不好。东晋桓温曾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大丈夫只要生前无憾，倒也不必拘泥于身后品评。但笔者倒希望借明代何瑭评价许衡的一段话，来给本文做一结尾，也算给张弘范做一评价：
“独近世儒者谓公华人也，乃臣于元，非春秋内夏外夷之义，有害名教。搢绅之士，间有惑于其说者。瑭尝著论辩之大略以为：中夏夷狄之名，不系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无容心焉，舜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夷，公刘古公之俦皆生于戎狄，后世称圣贤焉。岂问其地与其类哉？元之君虽未可与古圣贤并论，然敬天勤民，用贤图治，盖亦骎骎乎中国之道矣。……况元主知尊礼公，而已行道济时望之。公亦安忍犹以夷狄外之，固执而不仕哉……由是而观，则公之臣元，无不可者。”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上）
大元王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相当特异的存在。
国家是人组成的，而一群人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不仅仅靠生存考虑、地域范围或经济需求之类的纯物质的因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精神上的黏合。
在蒙古帝国崛起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主体思想”的。人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用“某某教”来命名某个国家。比如英、法和神圣罗马帝国，便是基督教国家，阿拔斯王朝、赛尔柱王朝自然是伊斯兰国家，西辽帝国、蒲甘王朝是佛教国家，而金朝、南宋、西夏、高丽、安南则是不折不扣的儒教国家——当然今天的世界也可以如此划分，只不过要换掉很多“主体”，新生很多“思想”。
而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兼收并蓄，帝国的重臣信仰什么宗教的都有，而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成吉思汗虽然笃信“长生天”，却并没有拿供奉长生天的萨满教来作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
之后的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无不如此，帝国在武力和政令上是一个整体，在思想上则五花八门，即使是大汗信奉的宗教也不能一家独大。
这样的情形也一直延续到元朝。
如果说蒙古帝国的四代可汗在意识形态的兼收并蓄，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懵懂，上没有意识到看似虚无缥缈的宗教要比金戈铁马更能有效的整合一个帝国。那么到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不仅仅是以可汗的身份，还要以皇帝的身份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时候，仍然坚持不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则是出于保持蒙古特色和务实的施政理念。
为了保持蒙古本色，就不能用任何一种现成的思想来整合帝国，这一点忽必烈非常清楚——蒙古崛起后，在文明上仍然落后于各个被征服国家，一旦独尊任何一种思想或宗教，都会迅速使蒙古人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对忽必烈来说，自己作为蒙古帝国大汗和大元王朝的皇帝，必须要确立蒙古本位高踞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仲裁者，才能使得蒙古人不断进步且永葆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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