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甚至马可•波罗还认为阿合马是用巫术控制了忽必烈，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但大体来说，也较为客观的展现了阿合马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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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统只是较为重利，就屡受汉法派攻击。阿合马自然更不能为其所容。双方的争斗不可避免的全面展开。
首先出手的，便是许衡。
许衡虽然在忽必烈心中没有宰相之才，但因为是当世大儒又是藩邸旧人，因此在朝中仍屡任显职。至元七年，被任命为中书左丞。此时的中书右丞相是安童，在蒙古勋贵中受儒家学说熏陶最深，许衡与之共事可说毫无隔阂。但好日子没过多久，至元八年，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专权“征利”，许衡作为有“为生民立命”使命的读书人，首当其冲掀起了针对阿合马的政争。
在态度上，许衡对阿合马“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 并屡次世祖上书，陈言：“阿合马所用部官……多非其人”。 但阿合马深受荣宠，许衡又不为忽必烈所看重，这些谏言对阿合马的打击只是清风拂面而已。
儒者重义，但宦海多年的许衡并非腐儒，他也知道君主对臣子最忌讳便是谋反，只要沾到这两个字，任你权势熏天也会一朝覆亡——王文统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在至元十年，当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时，许衡不失时机的出手了：“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这话绵里藏针，用意明显。忽必烈立即听出了门道，问道：“卿虑其反耶？”许衡回答：“彼虽不反，此反道也。”
许衡的这招确实够狠，狠到原本以为藏在皇帝身后便可无忧的阿合马不得不站出来反驳，当着忽必烈的面质问许衡：“君何以言吾反？”许衡答道：“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这话相当有杀伤力，若是顺着这番道理反驳，阿合马立即就会落入下风。可阿合马所能者不仅是理财，能言善辩也是一流，立即反击道：“君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力、爵禄、声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汉朝开国之时，丞相萧何公正廉明，理政有方，百姓爱戴，却反而受到汉高祖的猜忌。原因就是一个没有不良嗜好，名声好，能力高的大臣是不自觉的和皇帝争夺民心，一旦这样的大臣图谋不轨，皇帝是极其危险的。萧何不惜自污，马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才避免了危险。阿合马这番话，立即变被动为主动，且攻中代防：我贪财好色，人人侧目，这样的人是不会威胁皇权的。
话说到此处，许衡已是必败，虽然忽必烈不会相信他会造反，但也不可能再怀疑阿合马。而许衡的下一句回答更是糟糕：“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 这是对皇帝赌气，只会受到忽必烈的反感，这句话一出，无异于缴械投降了。
经过这次奏对，许衡的话在忽必烈耳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即使痛陈时弊，说出：“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异，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奸人因以为弊……”这样的话，也未被忽必烈所听信。知道自己该知趣退隐的许衡于是“以老疾辞中书机务”，担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官场失意的读书人最好的归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以待来者。
可惜，已经把当朝权贵得罪到死，却想平安躲进象牙塔，如何能够如愿？阿合马卡住国子监的经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国子学“廪食不继”，“诸生多引去”。许衡虽然经纶满腹，却变不出钱来。无奈愤恨之下，辞职走人。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许衡的朋友如窦默等人知道他在留在朝中难免不测，于是“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许衡至此离开政治舞台，不久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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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之败，对汉法派虽然是重大打击，但他毕竟只有声望而无实权，整体来说还没有动摇根基。而随着阿合马的乘胜追击，将矛头指向另一位汉法派中坚中书右丞相安童时，汉法派才感到伤筋动骨的威胁了。
安童何许人也？他可和许衡大不相同，后者是忽必烈藩臣出身，而他则出自根正苗红的蒙古帝国、元王朝功勋大贵族，曾祖木华黎是成吉思汗身边“诸葛亮”式的智将，蒙古帝国一建立便是“左翼万户官”，权力仅次于成吉思汗幼年好友，身为“右翼万户官”的博尔术，帝国的扩张开始后又第一个被任命为“国王”，掌管被征服的阴山以南金国领土。
其父亲霸突鲁，不但是勇冠三军的勇将，更是忽必烈定鼎中原，开一代帝业的策划人之一。忽必烈将首都定在大都，便是听取了霸突鲁的建言。
安童此时是中书右丞相，其人深受儒学熏陶，是蒙古勋贵重臣中推动汉法最积极的一个。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他虽早已不满，但深知与之硬碰并不明智，为了不重蹈搭档许衡的覆辙，他“含容久之”，以自己掌控的中书省遏制阿合马的权力，处处和尚书省对着干。而阿合马也明白安童在朝中树大根深，非同于一般官吏，也玩起了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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