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喜忽然醒悟过来，问：“那，小玲要找的翠花，也是……”
女工点了点头，说：“你们那时刚来，我们都不敢说。”
“原来，翠花姐她已经……”小玲一把拉住瑞喜，哭了。
第二天，老汪给女工们训话说：“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们都看到了，我希望你们都忘掉！告诉你们，谁敢走漏消息，说工厂里有病人，就送谁进去，跟那些快死的关在一起！肺痨这东西，一传染上，十有八九是要死的！再说一遍，这可不是件小事儿！谁说谁死！”
老汪感觉到了瑞喜仇恨的目光，恶狠狠地走过来，说：“尤其是你，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再犯就不是夜班的事儿了，是去见阎罗王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那以后没几天，小玲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咳嗽！
一天晚上，女工们又围在瑞喜身边，瑞喜在帮她们写信。小玲搓着粗糙的手，边想词边说：“大柱，上海天气很好，比咱们那儿暖和。我买了新衣服，大家都说穿着可俊了，还有，老能有肉吃，工作也不累，睡觉管够。嗯……对了，我现在又胖了些，脸蛋儿红红的，你就别担心了，照顾好我奶奶。我正在帮你织围巾，上海的毛线好，可暖和了……”
瑞喜看了看小玲蜡黄的脸，还有破烂的衣服，难过地低头继续写。
小玲慢慢地抽泣起来，说：“我啥时候才能熬到头，攒钱回家啊？别说办嫁妆了，我现在寄完给奶奶买棉袄的钱，剩下的钱连路费都不够。奶奶，上海可好了，有大世界，有城隍庙、百货公司，都老热闹了，我有了钱，就把您接来玩……”
小玲正说着，忽然冲到一边，扶着墙剧烈咳嗽，她用白毛巾捂住了嘴。瑞喜过去扶她，发现小玲的毛巾上有鲜红的血迹，赶紧把小玲扶上床，用清水给她擦脸。
“瑞喜姐，我不会是得了肺痨吧？”小玲担心地问。
瑞喜安慰她：“不会的，不会的，你大概是感冒，会好的。”
小玲听了瑞喜的话，叹口气，从枕头边拿出一条没有织完的围巾，看着瑞喜说：“毛线，毛线不够了，瑞喜，你帮我买回来，好吗？”
瑞喜哽咽着说：“好的，你放心吧。小玲，别着急，我明天就去医院找大夫，等你好了，我们接着织。”
第二天，瑞喜冒着被赶出工厂的危险，没有去上班，去了医院。可任她怎么向大夫求情，大夫都不愿意出诊，只是说：“小姐，听你讲的症状，我觉得她患的是肺痨，你把她送到医院里来吧。我们本来就是慈善医院，人手不够，没办法出诊。把你的朋友尽快送来吧，而且要注意，不要被传染上。”
“我们也想让她住院啊，可是，大夫，我们的钱不够住院啊！”瑞喜哭着求大夫。
大夫同情却又无奈地看着她说：“那你再想想办法吧，我们医院已经是全上海最便宜的了。要不我先给你开点儿便宜的药试试吧，真的没其他办法了。”
瑞喜听到大夫这样说，知道只能如此，失望地靠在墙上，等着大夫开药。一转头，却看到吴烈在走廊的那边，正拦着一个才从病房出来的护士说话。
“我想请问一下，病人如果病情实在危急，而又付不出医药费，你们会怎么办？”
“这个，我们医院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护士的话没有说完，吴烈就已经远远看到了瑞喜，他赶快对护士说：“对不起，我马上回来。”
吴烈追上来时，瑞喜已经拿了药，往医院外面走了。吴烈跟着瑞喜来到街上，一路不停地问瑞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不是可以帮她。见瑞喜只顾埋头走路，吴烈急了，一个箭步冲到瑞喜前面，拦住她说：“给你，这是我的名片。不错，我是吴贵山的儿子，但我更重要的身份是报社记者，我们的报纸是专为劳工服务的，你可以看一看。”
瑞喜认真地看了看他递过来的名片，但没有接。
吴烈又说：“如果你信不过我，那你有问题的话，可以找厂里的工会；厂里工会解决不了的，还有全上海的总工会。你要地址吗？我写给你。我知道你识字！”
瑞喜听到这话，愣住了，转头问吴烈：“你怎么知道？”
“我为了看工厂是不是准时下班，在工厂宿舍蹲点，你经常给女工们写信、读信，所以，我知道你识字。”
瑞喜点了一下头，正想和吴烈说话，却看到监工老汪正拎着酒瓶哼着歌走过来，还隔着老远，就在大声喊叫：“少爷，你在这里呀？老爷在到处找你呢！”瑞喜的脸色一下子又回复到漠然的表情，低下头，快步走了。吴烈看着瑞喜的背影，跺跺脚，也不理睬老汪，转身就走。
吴烈回到家时，父亲吴贵山正抽着雪茄在露台上看报纸。看到儿子进门，吴贵山笑咪咪地挥舞着报纸说：“儿子，快来看看这个。你们的报纸，不要整天报道一些社会的阴暗面，还是要多看看光明的一面。你这回该放心了吧？我们贵山制衣厂不是什么地狱，你爸爸也不是吸血鬼。”
“爸爸，我，我没这么说。”
“你没那么说，可是三番五次地调查，好像我们不是父子，倒是竞争对手。说实话，我的老对手，永胜制衣厂也没这样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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