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逃到了辽西草原的建奴与汉军，虽然是带着些粮食前往的，但仍然无法解决生存的大机。只能不断的打劫辽西蒙古诸部。
形势发展喜人，只要蒙古那边解决抽出了人手，马上就可以进军辽西草原，一举平定那一区域。
现在开战又要增加不必要的变数，更何况西洋人叵与朝鲜水师狼狈为奸，与建奴配合起来，对于大明的海岸线威胁也是相当大的。
对于此朱由校也是大叫冤枉，自己只是回来给儿子庆生的，哪里想到会变生肘腋，出了这么多的事，皇后成植物人了，天主教要来打圣战，自己不就是从战场上请个假回来探个亲嘛？这都怎么了？真想对交辈的孙承宗道道自己的心酸。
对孙承宗说出了不得不战的原因，更加说明了大明的优势所在，此战他信心相当的足。
就在群情汹涌之中，朝堂上开始朝议此次的天主教事件。起先没有人知道详细情况，但现在竟然严重到了就在天津卫，距离京城已然不远了。
大臣们之中多有与天主教接触的，去年之时，李之藻就亲自找过他们，但这样的事情哪里是他们可以动摇皇上的。现在更没有想到一个万里之外的宗教，竟然强势如斯，要堵住大明的门上来打，这真让人接受不了。
此战主和主战的当时就在朝堂之上吵了起来，主和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不想让两面开战，他们为的不是别的，为的是海上的利益。
第八百零三章 大明关税
海上利益之大，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但可怜的大明所有的海洋贸易，还是以着那可怜的‘朝贡’为主。大明仗义，仗义到了这处海洋贸易屡屡吃亏的程度。大明的产出，对于诸国的民生需求量相比，是供不应求的。大明朝廷不做，民间主动的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这些海商们靠着信风，每年都可以出海在自己的交易线上干一二趟。带上大明的特产出发，再带来海外的特产回到大明来出售，获利之丰让人无法想象。有的航线上还有一船货半船银的传说，让人听说就馋涎欲滴，比如生丝到日本的线路。
现在的大明可是没有海关税之说，可以说完全就是随便走私，这让东南的许多商家有了相当大的收益。至于海上的几番势力，他们也是知道的，甚至许多的海商都需要买年票、月票这种可保平安的‘保护费’。只要插上特殊的旗子，让通过的诸盗地盘时，就可以平安了。
他们可以忍受这些盘剥，因为这些盘剥比起朝廷的税收来可要少的多了。
大明海关税制并非象后世所说的根本没有，那是相当的胡说八道的，别的不说，就大明各位皇上爱财的程度，怎么可能会放弃这一块重要的收入来源呢？
大明海关税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正德以前为第一阶段，海关无任何税收；正德、嘉靖年间为第二阶段，征收20%的实物税；隆庆开放后为第三阶段，进出口税制逐步完善，由抽实物改为抽银。
明朝初年，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的现实，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海上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了防备倭寇的骚扰，便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正所谓“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
另一方面，大明又需要“万邦来廷”，以树立自己“代天行命”的天子形象，所以朱元璋刚即位，就遣使四出，“广加招徕”，要周边国家“称藩纳贡”。于是，各国便借“朝贡”之机，与明王朝进行有限的物品交换，这就出现了所谓“朝贡贸易”。
明廷专设有市舶司就是为了朝贡贸易。而设立市舶司的职能和目的相当清楚，即“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所谓“抑奸商”，就是禁止私人海外贸易；所谓“俾法禁有所施”，就是海禁政策得以有效的实施。
再加上，咱们大明的大方，所奉行的是“厚往薄来”政策，即为了与“天朝上国”的皇帝身份相符，回赐物品的价值都远远大于贡品的价值，到了明成祖时更在此基础上再来一个‘加厚’。所以朝贡贸易根本就是赔钱买卖，又哪里来的收税之说。
而在贡使的使团中，有许多商人，都挟有大量私物。他们自然都以谋利为目的，除在会同馆和市舶司交易外，还在赴京途中或别的地方违禁交易。明廷对这类违禁之事大都予以宽宥，而且也不予征税。
郑和下西洋的推动，来明廷朝贡的国家和地区迅速增加到30多个。郑和下西洋回国时，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使团随郑和来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使团随郑和回国。这真是前所未有的盛况。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使团在中国的贸易量自然也就很大了。明廷不仅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而且一律免税，致使“岁时颁赐，库藏为虚”，成为国家一项沉重的负担。
因此，一些大臣屡次向明成祖奏言，至少应对贡使的附带私物征税，但皆被明成祖拒绝。明成祖那边估计是出于寻找建文帝的原因还是脑子上锈，直接以“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彻底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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