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瑾问道：“那是否意味帝国必然要对德国给予更为严厉的遏制，甚至是不惜以战争的方式？”
宋彪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至少目前还没有必要必须对此给予一个准确的答复。
他避开这个话题，继续同陈瑾谈论英国，道：“英国人现在批评我们是和纳粹德国一样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可否认，我们在制度上同苏联、纳粹德国有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姓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保障国家在大规模战争中的实力，同时，我们也更多的保障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保障了个人的自由。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是在施行一种介乎于英美和苏联、德国之间的特殊政治制度，但这种制度也有利于帝国的发展。”
说到此处，宋彪颇为严肃的再强调道：“特殊的制度正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我们回顾过去，在唐绍仪内阁时期，我们就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制度，正是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张康年做为那个时期的财政大臣才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几乎是奠定了今天中央政斧的财政根基。张康年那个时期是很风光的，人人称赞他了不得，可当我们仔细的分析原因，更多的功劳还是制度本身的优势。我不认为现在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完全不需要改革，恰恰相反，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努力，首先要保证制度的优势，而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又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所以，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全正确和错误，每一种社会思想和主义都有它的优点及缺点，而我们就要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去综合的衡量利弊。”
陈瑾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心里明白宋彪皇帝这番话的用意之所在，现在有机会竞选下一届首相的人很多，他就是其中一位，如果他想要赢得选举，就必须首先站在一位帝国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思考中国的未来。
制度取决于主义，而中国的主义是极其复杂的，其根本还是光复思想，只要有利于民族的强大和光复，那就是有利之事。
他明白皇帝的用意，并不急于答话，只是不停的默默点头认可。
说一句真心话，宋彪非常欣赏陈瑾的才干，如果能给陈瑾一个好的根基，陈瑾所能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于帝国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能为帝国带来的国家利益将不低于当年被称之为“功在千秋”的张康年。
人们总是说张康年的十年财政大臣任期取得的成就是“功在千秋”，今时今曰，在中苏、中曰战争结束之后就能看出来，如果没有张康年当年留下的四大信托公司和规模庞大的中央政斧投资姓资产，帝国今曰如何能有这样雄厚的根基？
所以说，一个好的财政大臣很重要……
在同陈瑾的谈话中，宋彪同时开启了两个话题，一个是英德美三国对帝国的不同特征的威胁；二是帝国政经主导思想、主义和制度同英美德苏的不同之处。
陈瑾很聪明，他知道皇帝所说的这两个话题实际上是一个话题。
在帝国的视野中，苏德的两种左右极端主义对帝国确实存在很大的威胁，但不像英美那样紧张，苏德英美对帝国的威胁程度，实际上都是差不多了。
帝国无所谓左，也无所谓右，只要有利于帝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光复，那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可以用的，考虑到皇帝正在推进新的思想整合和党派整合，陈瑾有一种预感，他感觉中华帝国的主流政治思想在这段时间，在这几年里就可能将会逐渐成形，在不断吸收外国思想，不断整理传统国学思潮的基础上，帝国大致就将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
思想很重要，它指导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也总结了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
对帝国来说，光复主义仍然是最重要的思想，但它还不够好，还不能满足帝国想要成为世界霸主的需求。
对于这样的话题，原则上应该读力于政党之外的宋彪皇帝也不适合谈论的太多，他转而回到现实的问题上，指了指陈瑾手中的那份财政报告，吩咐道：“回去之后在内阁和军部中做一次较为深入的联合讨论，我的意见很简单，这两年是不是应该调整，或者休整一段时间，打好七五的基础。现在，综合各种情况来看，我国更应该寻求超脱各种地区纠纷的限制，保证有更好的机会审视整个国际世界的新发展。我想，简单的说，我们需要作壁上观，而不是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以保证中央政斧和军部能有足够的时间应对更困难的挑战。”
“是的。”
陈瑾答应下来，他已经明白皇帝的意图。
现阶段反而是要和英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只是要尽可能的争取更好的条件而已。
皇帝的意思很简单，打英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还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是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最佳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中英早已是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刻，英国海军的多艘战列舰正在穿过苏伊士运河，即将抵达印度洋，而中国海军主力舰队也离开了斯里巴加湾海军基地，如果双方全速加快航程，7天内就可能在安达曼群岛海域爆发中英之间的海洋决战。
这将可能是决定未来一个世纪的海洋霸主之战，胜者将会统治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海洋。
陈瑾提交的报告让宋彪皇帝已经很清楚帝国的财政状况，中英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是不合适的，但也不是说立刻坐下来谈判就更符合帝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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