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彪听着这话，总觉得有点讽刺，思量片刻才道：“客观的说，满清并无暴政，满清在中国实施的只是一种殖民之政。满人毕竟是少数族裔，他们和我们汉族并没有统一的利益基础。民族是部落之体的现代延续，各族在本质上都只顾及自身，如果不是出于最后的统治需要，维持他们像寄生虫那样生存着，满族是完全不必考虑我们汉人的生死，若是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并且可以永久富足，我们就算是死绝了，他们也不会在乎。所以，满族在中国只推行殖民之政，以我等为牧羊，自我们身上取走皮毛血肉养活他们，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他们甚至也愿意和洋人分享我们的皮毛血肉。这就是清帝国不断衰落，任由洋人欺凌而不做反抗的原因，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任由欺凌啊。”
诸人听了这番话，彼此之间都是一片沉默。
容星桥感叹一声，道：“将军所言甚是，令我等枉然惊醒，如今将军手握重兵，封疆三省，又有革命之觉悟，必将是我国族人的希望所在。”
郑桂廷因为加入的比较晚，实际上比汪兆铭还要晚几个月，当即就表态道：“将军，为了我们华人之命运，郑某人在日本也小有家财，愿意毁家抒难，支持将军的革命事业。”
作为宋彪最主要的秘书，舒方德当即笑道：“郑先生，容先生，您两位在商界声望极高，军座的大业，正是需要两位鼎力支持。正所谓同富贵，共患难，为民族共繁荣而当携手奋进啊！”
容星桥赞道：“舒副官说的好，说的好啊！”
宋彪也是微微颔首，却又和郑桂廷道：“中国需要资本家，资本的自由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所以，郑先生不用毁家抒难，当奋起而上做第一流的当代资本家。至于革命经费，如今倒不是很缺，缺的只是广泛的认识和觉悟而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种革命和进步，一是民族之进步，二是资本自由和民主自由之进步，在这两个基础上，无论是民主帝国体制，还是民主共和体制，本身都并不重要。”
说到这里，他继续和在座的每一个人解释道：“很多人热议共和体制，但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除美国和法国之外，施行纯粹的共和体制的成功国家非常少，绝大多数的列强依然采用君主立宪制，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向民主过渡需要百年之久，对英德等国需要百年之久，对我们这样的国家则需要更长时间。我认为君主立宪体制对我国来说确实要更为合适，第一，中国人口众多，我国有四万万人口，98%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如果不能像法国、美国那样将选票普及给每个人，所谓的共和体制只是精英政治和各省联邦政治，中国就极其可能陷入各省独立自治的分裂局面；第二，中国普遍缺乏现代觉悟的军队，各地军队都是旧式领导，不可能在政府交替之时有效的维持军队的稳定，很可能出现春秋战国和元末之时的军阀群雄混乱的局面；第三，历史之惯性，中国幅员辽阔，草莽豪杰众多，历代朝政更替都会有大规模的军事混战，清政府灭亡之后也不会例外，革命即便成功，占据各地军政要员的位置依然是旧官僚和旧军阀，强行为了理想主义的共和之梦，而强行推动中国实施共和体制，最终只会让整个民族继续混战五十年，加上外国列强乘机作乱和肘制，一旦出现乱况，五十年内也不能统一全国。所以，我认同的革命目标只能是建立汉族统治的君主立宪制，推翻满人殖民统治，实施宪政内阁责任制度。”
宋彪关于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制的三个论点是很清晰的，也是容星桥、汪兆铭等人选择加入新华会的原因，对大家来说，推翻满人政权是第一步，避免出现各朝末期的军阀混战是第二步，建立汉人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则是第三步。
在蒋方震和舒方德的宣传下，众人对此观点虽然都已经很清楚，等宋彪亲口说出来，大家还是一致鼓掌赞同。
郑桂廷道：“将军思虑长远，国之大幸，保皇和维新之争，我辈支持维新，维新和革命之争，我辈支持革命，共和与立宪之间，我辈再选后者，此乃我新华会之宗旨。”
诸人也是一同称赞。
虽然宋彪的新华会目前基本就这么些人，可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真理就掌握在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手中，他们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汪兆铭当即道：“宋将军，我回日本之后就打算建立新报刊，以新平台号召新革命，号召同胞效仿德日，建立中华帝国，废除满清皇室，实施君主立宪制，维持国家之统一，民族之昌盛。”
宋彪点着头，道：“任务艰难，你在日本要多加努力，经费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会通过远东商行不断给予你支持。今年还是新华会和中华革命会的筹建期，暂时没有大的活动，从明年开始，中华革命会每年会有一百万日圆规模的巨额经费，应该足够你在那边的活动了？”
汪兆铭笑道：“肯定是够了，我在来此之前一直和光复会的诸位同仁商谈，总的来说，比起同盟会和兴中会，我们和光复会的理念更为接近，特别是蔡元培、陶成章和章炳麟三位先生，他们都和我有过交谈，因为理念相近，他们也劝说我加入光复会，只是我秉持蒋方震的意见，还是坚持主办中华革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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