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一直在很谨慎的思索，等宋彪说完这番话，他才答道：“皇上所言甚是，臣下回去之后一定加紧论证此事，待内阁确定，国会批准之后，政府必当全力督办此事，以仁政为政府之中心施政爱民。”
宋彪点头，并没有继续在公屋和房价这个问题上讨论下去。
房地产投资总是市场投资的一个主要渠道，这很正常。
每个时代都有一批特殊的致富者，帝国这个时代里的富裕者最早来源于大豆时代，那还是一战之前的事情，当年闯关东种大豆致富者多不胜数，东北那年月之中靠倒卖大豆、煤炭、铁矿、柞蚕丝而致富的人更多。
此后的另一个风起云涌的阶段是帝国175项工业计划，一大批中小企业家和技术工程师被175项点中，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办起大量的新型企业，由此拉开了帝国现代工业的大幕。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不管是炒股票的，还是倒卖煤炭大豆的，因此而积累起巨额家底的人很多。
社会发展之中，国家经济开放，富庶的国民总是会越来越多，他们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的渠道，而整个国家的中产阶层数量开始增加到更高的水平，成为国家的支柱，他们的财富也需要一个更合理的投资渠道。
这种渠道之中最简单的莫过于房地产，特别是像上海、北京、广州、沈阳这样的大城市。房子的价格总是向上涨的，而要缓解这种上涨，除了出台一些限制性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控外，最根本的办法还是为国民创造良好的投资渠道，比如说证券、企业债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对于绝大多数的国民而言，最简单的投资理财和保值渠道则应该是国债。
国债的利息适当提高，这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理财。
除了在汇率提高时期，宋彪对顾维钧内阁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提议要求稳定国内经济秩序外，在这两年里。宋彪一直没有和顾维钧就内阁的工作做过太多的探讨，也没有太多的建议和要求。
这并不是宋彪对顾维钧内阁的工作都很满意，而是他希望中国的君主立宪制能够继续稳定的向前推进，中央内阁政府应该有担当，有错就要承担错误，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以及中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和法制建设才能稳步发展下去。
今天正好有这样的时机，宋彪还是决定同顾维钧就内政问题讨论一番。采纳与否都看顾维钧自己的想法，他并没有强压于内阁的设想。
两人就在念慈园的溪流边散步。边走边谈，也会找个地方坐下来促膝而谈。
顾维钧内阁在外交上的工作一直是把握的很准确，特别是在亚盟建立之后的这两年里，对外工作抓得很好，也开始逐步加强对中印边境的尼泊尔、锡金等国的渗透和影响，对缅北掸邦高原地区继续采取分化政策。
帝国将中央外援主要集中在伊朗，同时要求伊朗承担更多的亚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责任。
只是在内政上，顾维钧内阁基本还是延续了前任欧阳赓的大体政策，并没有根据帝国的发展推进新的想法。全国电网计划是唯一的新政规划，这同样也是欧阳赓内阁时期就已经制定的方向。
就利用这个机会，宋彪对此也做了一番批评。
帝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和国际地位，过去的规划已经很难适应今天的情况，比如在贫富差距上，现在肯定比以前厉害，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逐渐复苏。想要继续保持帝国的科技领先地位就必须要有更大规模的投入和政策引导。
教育、安全、经济、医疗……在各个方面，帝国其实都面临着一个新兴的大变革，如果提前做好这方面的改革，帝国就还能平稳的发展。如果不能提前做好这些工作，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国家发展也会遭遇障碍。
宋彪对此有他的一些看法，首先，他提倡建立一个“中等税收、中等收入、中等福利”的三个中等国家，继续推行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普及化，促使帝国更多的偏向于工业国，而不是金融国，中国的人口太多，金融服务国并不能真正的解决大部分的就业问题，哪怕是英国也做不到。
所以，中国的目标还是要成为一个领先世界的工业强国，做一个“中等税收、中等收入、中等福利”的发达国家，而这种三个中等的政策也最有利于工业的发展，税收、收入、福利越高，对于工业发展的障碍也就越大，反之则容易使国家工业整体水平过于集中在低等工业和基础轻工业领域。
围绕着这个目标，帝国必须要有全国公屋计划和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国家福利的特征不是高，而是全，对所有人都要平等和全面，但又不过于太高，以免对政府财政造成过于庞大的压力，反而拖累国家经济的长期竞争力，使得政府能够长期保持在中等税收的国家经济环境之下。
从唐绍仪内阁时代开启的175项工业计划和1540教育计划，到今日显然已经是非常不合适了，工业计划一定要调整，要制定一个新的十年长期工业发展纲领，通过市场政策，而不是政府直接投资来扶持企业的发展。
随着全国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帝国现在更需要建立一批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和一大批更为严格、高效、优秀的职业院校。
特别是高科技和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上，帝国应该建立一个更全面的国家精英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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