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很残酷的，中华帝国不仅没有分裂，而且在反分裂的这条路上走的非常稳健，帝国虽然没有成为东亚的灾难，倒确实是日本的灾难。
近卫文麿出任内阁首相之前，日本已经倒闭了两个短命内阁，起初各方都是希望近卫文麿出任首相组阁，但他连续拒绝了两次，最后等他终于决定出任首相组阁时，各方都为他作出了极大的让步，使得他在日本政坛近十年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组建了一个强权内阁。
当然，这也和元帅府的载仁亲王陆军大将、伏见宫博恭王海军大将对近卫文麿的特殊支持有关系，作为日本五摄政之首的近卫家的公爵，身为日本华族之首，他和载仁亲王、伏见宫博恭王就代表着日本天皇对日本军政控制的高峰。
日本后来宣称天皇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责任，事实如何则是众所周知，没有天皇和载仁亲王、伏见宫博恭王、近卫文麿这些人的支持，日本法西斯主义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流思想。
昭和天皇有反法西斯的长期警戒，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种思想，哪怕是默认了这一思想对日本的控制，本身也是一种极大的罪行。
在中国中央内阁宣布在两年内取缔北部朝鲜的殖民管辖后的几天里，日本军政界一片紧张，海军部和陆军部不断的秘密磋商，已经考虑了那种极端政策——用偷袭的方式袭击中国海军，消灭中国海军之后，利用朝鲜的山地同中国决战，并且逼迫中国同意将朝鲜都交给日本管辖。
当然，他们也考虑在消灭中国海军之后，重新夺回西琉球和台湾，打开大日本帝国向南扩张的通道。
他们用的那个措辞是“收复琉球之西和台湾”。
因为是非常冒险的策略，近卫文麿对此是坚决不能接受的，可他还是决定在这天夜里在同载仁亲王、伏见宫博恭王再做一次秘密的协商，可他们三个人只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保护者之一，其实对于日本陆军和海军的真实控制力都不高，但这种情况是日本明治宪法就已经决定的状况，当年的那一份明治宪法被视作永恒不可更改的宪法，实际上只是日本早期各藩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导致日本内部派系丛生，海军省、陆军省、海军参谋部、陆军参谋部内部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派系，根本无法扭结到一块。
当所有的派系内部都在秘密讨论先下手攻击中国海军，彻底结束中日海军竞赛之时，一个人站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这个人就是时任海相的海军省大臣米内光政。
米内光政坚持他的观点，那就是进攻中国海军绝对无异于自寻死路，对于海军内部青年将官们制定的那些可笑的所谓作战计划，米内光政只用一句话就能反驳所有人的倡议——不管怎么样，只要你们不能挡住支那的空军袭击帝国本土，你们的一切计划都是没有用的。
这是日本的致命伤。
在同中国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海军竞赛后，日本在航空领域的开支根本撑不住现代航空工业的发展需求，虽然制造了自认为绝对优异的战机，但在生产数量上，远远无法和中国较量。
米内光政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个问题上，米内光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相同的盟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石原莞尔的态度也是如此——根本没有办法和支那帝国开战，除非你们这群傻蛋真的想死。
石原莞尔这个人特别疯狂，他曾经在五年前亲自乔装成日本商人以购买客机的名义到东北参观了沈阳飞机制造厂，返回日本后，他和亲近陆军的中岛飞机公司的一名课长说——你们这群混蛋，居然比那些家伙差了那么多，怎么可以这样的？
这句话在日本军部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石原莞尔并没有看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在沈北长岭地区的军机制造车间，但只是从客机制造厂这边，他就能够清楚的了解到中日航空工业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总之是真的很大。
以石原莞尔的观点来看，如果日本和支那帝国开战，假如不能在三个月内速胜的话，最好还是别打了。
但是以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实力，想要在三个月内速胜中国简直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即便是这样，日本军部之内的冒险派仍然占大多数，反对开战的人也只能集中一切精力想办法，看看能否完成这种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
日本就是这种奇怪的国家，只要大部分人都那么说了，少部分人就会自动跟随别人，凸显个性和与众不同很容易被视作为一件可耻的事情。
这件事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中国这边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会有这么疯狂的想法，居然会想要偷袭中国海军，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海军的主力是在三都澳海军基地和罗源湾海军基地，特别是这十年，三都澳已经日渐取代罗源湾成为帝国海军基地本部。
中国海军的中央海军设有北方舰队和南方舰队两大主力，前者以旅顺、青岛、威海、锦州为海军基地，总部基地是旅顺，后者以三都澳、广州、湛江、罗源湾为海军基地，罗源湾目前逐渐改为福州的民用港口，已经日渐退出帝国海军港口的主要序列，取而代之的是台湾澎湖海军基地，但这个基地也属于小港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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