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属于雇佣关系。
表面上，佃农属于自由民，有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
实际情况，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人多地少，总是佃农求着地主佃田给其耕作，而不是地主求着佃农给自己种田。
站在食物链上游的地主，越发滋长其骄横心理。极端一点的地主恶霸甚至号称——有漂亮老婆的佃农，能种好田。老婆相貌一般的，只能佃差田。没有老婆的，没有种田的资格。
在农业经济时代，底层百姓只有种田这一项选择，自然只能地主忍气吞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是农民起义。
但是，经济特区周边的百姓多了一个选项——去城里面去做工人！一方面，令佃农们多了一项更优厚的选择，另外一方面也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
经过将近两年的对比！
继续在乡下做佃农的，依然赤贫。而一些选择去经济特区做工的，经济状况已经堪比百亩田产的地主。
如此一来，到经济特区打工，已经成为天津地区的乡民们最热门的选择。而为了容纳越来越多劳动力涌入城市，特区加大对公路、港口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
“要想富，先修路。”在后世可谓是常识。而在17世纪。目光再深邃的经济学家，也未看透到这个层次。
“修路”并不仅仅包含公路、铁路，而是包含了交通物流的方方面面——公路、铁路、港口、运河、机场、桥梁，等等任何交通基础设施。
有了良好的交通环境，才能拥有良好的物流。而拥有了良好的物流，才能发展工业、商业、旅游、商务等等各行各业。
在天津经济特区成立一年多以来，港口、公路等等交通物流相关的硬件设施投入，每年皆是达到数百万两银子。
大量的银子砸下去，使得经济特区范围内。交通显得四通八达，三合土、沥青的公路。基本上铺到最边远的乡村、山野。
道路的畅通，使得特区境内马车、牛车、人力板车等等车辆运输大为繁荣。根据统计整个经济特区境内登基的马车有800多辆、牛车500多辆、人力板车1500多辆。这些车辆的运输，虽然比不上后世的汽车、火车运输能力，但是却令特区境内的物流运输效率倍增，运输成本明显降低。
至少，像蜂窝煤之类的商品，因为交通物流成本的昂贵，只能在城内销售。但是随着公路的修建，板车能够直通农村。于是。整个天津经济特区周边的一些乡村，也纷纷成为了特区工业品的倾销地。
当然，特区大兴土木，这些就业岗位月薪达到一至三两白银，对于周边的佃农来说，吸引力实在太强了。以至于经济特区周边的佃农们，开始纷纷放下了镰刀、锄头。抛弃了农村的生活，涌入特区的工业建设狂潮中。
这场工业化的大潮中，最大的收益群体，恐怕要属于天津地区的底层百姓……
“国师大人。朝廷批准了汉沽、塘沽并入经济特区……”将岸显得喜形于色。
“嗯！这两沽靠海，拿到手之后，新的海港建设就提议提上日程了！”肖图白笑道。
事实上，肖图白比将岸消息更为灵通，因为皇帝是他的分身，两者远隔千里，脑电波却是依然能顺畅的沟通。
经济特区拿下更多的土地，一方面是为进一步发展储备土地、港口资源。另外一方面，却也是向朝廷财政输血。因为有葛沽、咸水沽的先例，50万两的银子，便能够让土地并入经济特区。而并入经济特区后，税收、政策皆是由特区制定。只要特区当局不是造反，朝廷是不能干涉特区内部的治理，更无权向特区索取额外的税收。
汉沽、塘沽并入特区的代价，是向朝廷缴纳100万两银子。对于财政入不敷出的大明王朝来说，100万两银子可谓是及时雨，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
而对于特区来说，土地开发成工业、商业用地，土地价值能够呈现百倍增长，自然不在意100万两的“小钱”。
事实上，汉沽、塘沽并入特区后，未来数年内，基础设施建设，恐怕要投入超过1000万两银子，才能够将海港建设起来。但是，港口建设起来后，对于特区经济拉动效果，显然也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此时天津的交通物流极限，当商品经济规模达到5000万两银子时，便会遇到天花板。而扩建港口，则能让天津没年经济生产规模的上限达到两三亿两。若是经济规模达到3亿两，3.3%的税率计算，每年的税收也将会超过1000万两。那时候，恐怕天津的每年能够征收到税收，将会达到大明王朝总税收规模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笔经济账算来，港口投资的利益，是何等的诱人！
第二百零八章 人定胜天
汉沽是天津七十二沽之一，拥有人口1万多，人烟是比较稠密的。须知，在此时的欧洲人口超过1万人已经属于大城市范畴。巴黎、伦敦之类的大都会，人口还不满20万人。
但是，天津地区一万人规模的村庄多不胜数。汉沽在明朝并未被大开发，仅有煮盐、捕鱼、农业这三项产业。明朝时期，北方真正的产盐中心是在直隶布政司沧县长芦镇。
当然，为了便于管理，天津的煮盐场，也归属长芦盐场管辖。直到清朝，沧县长芦镇的盐场废弃，天津的盐场大兴，天津盐场被冠以“长芦盐场”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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