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你还是有阴谋。这么点小事你怎么会跑我这里来？”沈茂等沈凝放下电话，这才问道。
“没有任何阴谋，现在北京太难进了。您还能不知道中央里面派系斗争有多激烈。我是不想轻易让武汉的同事知道我想去北京这件事。让大家知道了，在没有考上，我这可就麻烦大了。”沈凝说道。
“在地方上有什么不好？非得去北京？丫头，你想北京的家了？”沈茂很奇怪。
“地方上现在太乱，北京国税在制度构建上很稳定了。我也不是多想出人头地，能够在国税就这么稳稳当当干下去就好。武汉的浑水，我可不想掺乎太多。”沈凝随口答道。
这个回答让沈茂立刻警觉起来，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还是和沈凝随便聊起一些闲事。
武汉能有多乱呢？沈茂很好奇。湖北省委书记是洪川，在他治理下，湖北这几年经济还是不错的，作为水路、航路、铁路的中心，武汉物流系统的地位牢不可破。工作麻烦可以理解，但是武汉很乱，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但是河南省委书记插手湖北事务，这根本就是不能被允许的。沈茂对自己的老地盘颇为好奇，好奇归好奇，沈茂可没有胆量去真的关心。
共和国的内部纷争在苏联没有什么影响，赫鲁晓夫同志对共和国的廉价民用商品非常满意，共和国对贝加尔湖的铜矿同样满意。贸易就是互通有无，国内市场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之后，共和国国内消化不了的产品换回国内缺乏的物资，这是皆大欢喜的办法。苏联提高了工资水平，却没有足够的消费品。东欧的民用产品和共和国比较起来质次价高，现在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共和国的民用品可是和美国人在市场争夺当中不落下风的，苏联人自然是颇为满意。
美国官方没有什么表态，民间再反共，商人追求的是利润，和共和国做生意有利润，那就可以做。如果从消极一点的角度来看，共和国堵住了美国和苏联在亚洲进行更大规模冷战的可能，美国人的花费少了，也不用担心苏联控制整个亚洲。只要封堵住共和国继续向南挺进的步伐，美国人在亚洲也消停不少。
1955年过去了仅仅两天，1956年1月2日，在印度尼西亚，内战爆发了。
所谓民族主义这玩意，建立需要一个过程。而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注定是和暴力冲突同时存在。印尼在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实际上是由20个左右的国家形成的邦联制。作为前殖民地，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概念，所以连联邦制都无法组建，只能够以一种更加松散的邦联制来维持运作。
不得不说，马共在处理国家问题的时候犯下了大错。中国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共同文化，所以谁是敌人非常容易了解。而印尼这个新的国家一旦挑起了和中国一样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谁是敌人，就会被误导向其它方向。
中国土星共同体摆脱这种错误趋势，是以中国土星共同体在党内深化教育为解决手段的。土星共同体根本就没有提出什么“民族概念”。对于所谓“民族问题”，土星共同体认为只有地区的不同，只有阶级的不同，没有人民的不同。领导人民翻身解放，打倒旧的压迫者。然后新的国家，新的文化和制度，张开双臂欢迎被解放的人民大众。
例如对穆斯林，土星共同体就领导普通人民革了阿訇们的命，造了封建宗教制度的反。工业、农业、学校、医疗，一举替代了旧有宗教秩序。贫困的过去，统统被归于旧有宗教上层的恶行。生活水平的提高，则是放弃了旧秩序的结果。
镇压阿訇是土星共同体对穆斯林和回教的重点工作，凡是有恶行阿訇，一个都不放过。量刑尽可能往高了走。武器批判完这些人，再用批判的武器组建了学校系统。宗教思想统统被强行束之高阁。新时代，新风尚，人民翻身做主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人民政府对穆斯林的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儿童的教育可谓关心备至，科学文化教育决不能拉下。自然科学是打破一切宗教神话的绝佳利器，这么十几年之后，接受过文化教育的穆斯林和回族，宗教的影响力一落千丈。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民族划分，其理由也非常充足，几万年来人类的进化史可谓铁证如山，所谓穆斯林的神话除了几本宗教典籍之外，根本无法证明。必须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世界，这是共和国公民的义务。
文明征服了野蛮，理性消灭了愚昧。当中国穆斯林也能够理解“所有民族划分都是一个生硬的伪命题，是用来转移矛盾而诞生的谎言。”之后，穆斯林也就不是穆斯林了。
至于地区发展问题，一直是共和国的主要政策。地区扶植，地区开发替代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民族划分，穆斯林当中的明白人率先融入了社会，这些精英份子带领着曾经被蒙蔽的群众，大踏步进入了现代化。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马共和印尼当地人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以及足够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于是民族主义提出的敌我划分，很快给了群众对于自己贫困生活的解释。“原来我们的财富都被敌人给拿走了。”在英国人、美国人的扶植下，几个以殖民地走狗为核心的邦联当局，靠援助暂时缓解了经济问题，然后就把所有罪孽都推到了“华人”这个目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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