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和外界绝大多人的偏见完全不同，主席对财团的存在其实相当的满意。至少那些投机者，修正主义者是绝对不会主动选择投身制度森严，党建严密的党组织的。他们在党组织内受到挫折，就会转投银行团门下。
不过实话实说，这些投机者和修正主义者在银行团也没有能够混出什么名堂来。银行团甚至比党组织还要反对“特权”。那些胆大包天，追求运营财富的家伙，最反对的就是“特权”。一个运营良好的经济体系不需要特权，银行团的制度构架，甚至连权威主义都反对。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是开放的，是清新的，是健康向上的。那些追求特权的家伙身上“散发的腐朽臭味”，在银行团很容易就被分辨出来，然后被撵出银行团的队伍。
总理领导的行政体系同样没有这些人的机会，至少这些人没有任何大显身手的机会。总理被称为“完美的男人”，在行政方面总理是不可能让那些宵小有什么可乘之机。
和历史上不同，总理现在根本没有那么错综复杂的局面要去应对。他仅仅需要管好政府和外交即可。总理手下的情报机构现在变型为外交部和廉政司，党和财团都没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意向。
最重要的是，共和国的国力能够支付给政府机构令他们满意的收入。公务员体制的监管之严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政府权限的缩小，分工的明晰化，执行的制度化，再加上总理对人情世故的通达，政府机构被治理的服服帖帖。
共和国修正主义者的巢窟在司法界。早在1951年，刘工贼就曾经在司法体系的帮助下，联合了中央各部门的修正主义者，蠢蠢欲动。结果更省省委书记联手对各省来了一次大整顿，刘工贼等人眼看得不到各省的支持，只好偃旗息鼓。但是那时代斗争的焦点在党和银行团，陕西众从来反对“刑非其罪”。所以司法领域逃过了一劫，现在党和银行团的纷争逐渐平息，司法界的整顿就排上了日程。吴三石去司法体系，就是这次整顿的第一步。
“大家都知道，司法界现在针对社会治安的恶化，提出了严打的办法。我觉得整顿社会治安更需要的是人民的配合。治安形势的恶化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问题，更是中国社会从农业体制进入工业体制，某种社会不适应的具体表现。”中央党校校长，中国土星共同体党委副主席马前卒说道，“所以党讨论的结果是，不能变成单纯的严打，而是要发动群众，对社会不适用的问题进行讨论。诸位同志可能看了最新几期的党报，有几位同志对反社会人格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读一下。”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同样也是历代很难实现的理想。由银行团提案的《共和国房地产发展计划》一经推出，在共和国各个阶层引发的冲击可想而知。
在这个计划当中，所有公民都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购买自己的房产。如果没有钱，还可以申请利息很低的房产贷款。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自然不会是没有限制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大致上的规定了每一个共和国成年公民，有生之年只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除去公民死亡后的自然财产继承之外，这套房产只能够和共和国财政部进行交易。举例而言，公民花2000块钱从财政部或者财政部委托的房地产公司购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可以继承，可以在以后的拆迁、或者购买新房当中置换同等房屋面积，但是，无论何时，这套房子所有者出售这套房子的价格都只有2000块钱，而且该房产交易的对象必须是财政部。
那些独生子女们在父母生前可以享受父母的两套房产，在父母去世后就必须选择出售这两套房产当中的一套或者两套。至于那些堂兄堂姐表格表弟想以继承人的身份继承房产，那是想都别想。
这个政策一经出台，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认同，人大拍板通过之后。计划立刻开始轰轰烈烈的执行。
1957年，共和国面临一个很微妙的局势，就业机会的充分化引发了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引发了投资和储蓄的增加。如果任由人民自由消费，对基础建设的拉动就非常有限了。
为了进行基础建设，国家圈钱的手段已经使用到了极限，除了再增发货币之外，已经没有更能够立竿见影的手段。银行团打房地产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他们绝对不会放过。
各大城市规模宏大的地下管线建设普遍完工。在共和国钢铁产量突破一亿吨大关之后，这个30年来一直位于重点投资的行业——钢铁业，则逐渐出现了疲态。无论是机械制造业还是造船，需要的都是更加高品质的钢铁，普通钢铁的利润开始下滑。钢铁业如果想再创新高，就必须有更大的投资，有更大的需求，无论在品质还是产量上都要有全新的突破。房地产业就成了银行团的目标。
国家不求回报的巨额基础建设投入，现在也该到了收获的时代。城市化不仅仅能够让人民的消费和基础建设投资有效的结合，城市的发展同样可以提供更多服务业的空间，增加更多就业机会，也能够提供更多消费的机会。
通过城市化，给人民以未来的期望，城市化可以获取的利润更是空前的。国家增发的货币则可以轻而易举的被消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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