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老家伙们聚集在一起也不是要集合起来造反。大家还真的想享受一下共和国自造的豪华游轮。这些人在2009年，也都是开过车，坐过飞机，游览过大好河山。但是这些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坐过豪华游轮，也没有人去过婆罗洲度假。在大家几十年的奋斗下，共和国总算是有了豪华游轮这样的设备，他们也得以发现，自己并非没有好奇的情绪。以往他们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也仅仅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他们足够诱惑。乘坐豪华游轮去旅行，给他们的诱惑就相当大。
辛辛苦苦几十年，偶尔享受一下生活还是无妨的。对他们来说，这也是真正能够让他们开心的一次旅行。
不过这些人的生活早就彻底融入了政治生活当中，就算不谈论严肃的话题，他们谈论的问题也绝对不能算是不严肃。如何保证党的纯洁性以及领导地位，是这些人不由自主关心的问题。到了这个年纪，考虑寻求政治接班人是老家伙们的责任和义务。党政财团三权分立的构架，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权力的运作，看到理想的意义。
到了现在，党内对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不同的思路，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核心问题已经达成了充分的一致，总结起来就是两个问题——“为人民服务。消灭特权”。
到了现在，就连主席都承认，无限制的拔高“精神”，对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当然，这也是因为共产党到现在为止，其骨干一直没有背离共产党员的精神。 1960年，共产党员也不过是区区400万人。外围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份子加起来，也不过1400多万人。最讽刺的是，党的教育核心内容就是“实事求是”，围绕了这点，让相当一部分曾经努力入党的同志们通过党员教育真正的理解到了自己，于是很多人放弃了入党的努力。转而“为自己服务”去了。
更加讽刺的是，这些人承认了党的力量，认同了党的领导地位。在党还能保持自己纯洁性和活力的时代，他们不会挑战党的领域，但是这些人也在等待党的衰落，等待党的不可避免的走向弱化。
这种情况给老家伙们造成的困扰很大。和党比较起来，这些人的确不够正义。但是这些人也绝对不能够称为邪恶。在党还是“威光正”的年代，这些人就像先秦诸子当中的大贤们所说，“风行草偃”。不过主席对这群人的评价是，“立场不正确，知识越多越反动。”
对这个问题，马前卒的评价是“人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他举例说道，欧美各种选举，在经济非常红火的时代，投票率反而很低。只有出了事情，人民才会真的想起投票权这个问题。共和国的体制一直在强化政治的透明，强化人民的监督。这样努力的结果就是人民对政治理解加深，对监管权反而不那么在意。
人类这种生物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特别是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是绝对不会重视的。不仅如此，对于没有到手的东西，对于能够不劳而获的东西，例如“特权”。人民可谓趋之若鹜。
幸好党对此的教育一直非常严格，党员还是能够理解这些的。但是，让那些志趣高洁，能力出众的党员，为那些即不高洁，自身价值也相当有限的民众服务……在党员队伍当中，特别是那些新党员，他们对“人民”的敬意相当有限。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样的体制保障了勤劳者的利益，但是党员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人民如果从个体上看，是绝对不值得被神化的。从非政治性的角度，而是单纯以个人来看的家伙。除去那些立场有问题的偏执者，倒是那些志在成为统治阶层，或者志在建功立业的家伙们，更加可爱一些也说不定。
那些家伙们接受过更加优良的个人素质教育，他们更理解社会秩序。从农业体制转向工业体制的过程当中，广大人民大多数显露出了自己的劣势，表现出对工业体制的不适应性。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想保证人民的权力，历史上的“嗡嗡嗡”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运动。从历史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显露出“注定变坏”本质的那群人，还真的是只有“嗡嗡嗡”这种运动才能够制服他们。
谈到这里，这事情就谈不下去了。这个问题的沉重，远超出了众人的思维极限。对于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也仅仅是泛泛的说过“生产能力极度发展之后，人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发展生产力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在会议室里面陷入一种奇妙沉默的时候。沈茂突然高声唱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他的声音里面没有原唱当中积极向上的味道，在他的歌声当中，有的倒是无限的遗憾。
第二天，正当老家伙们会议的讨论焦点集中在党建上的时候，舰长突然要求进来。一进门，屋里的人就看出舰长的神色中有不安，敬礼之后舰长报告道：“诸位首长，我们的雷达发现有三艘不明国籍的潜艇在我们周围。而且刚才得到了国内消息，美国太平洋海军出动了两支小舰队，一支正在尾随我们的船。一支在我们的船前方不太远的地方。其目的尚不明确。”
“舰长你有什么建议？”顾璐问道。这艘船隶属于中航运，中航运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顾璐作为军委副主席，也是舰长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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