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幸存者。所以我们埋葬战友，擦干眼泪，继续前进。”这应该是总理的发言吧。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或者说沈茂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最黑暗的年代，在上层的自救行动统统失败之后，共产党挺身而出，带领着人民一同撕碎了旧时代的黑暗，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这对于沈茂的侄女，沈凝那些人来说，这或许已经足够。哪怕是在普通百姓眼中，这也已经足够。可是在陕西众眼中，在主席眼中，还有一个好像是触手可及的更加光辉伟大的使命可以实现。
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度。只要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下去，沈茂自信可以活到80年代，那时候至少在GDP数字上，以及实际生产能力上，共和国是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甚至是第一强国。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沈茂坚信自己在死时绝对可以问心无愧。这一代共产党人重新让中国恢复历史上的地位，再次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这个过程注定是艰辛的，甚至比战争时代还要艰辛。因为共和国不仅仅要建设经济，更要在思想上重建中国。这种触及灵魂的重建，决不是一件容易事。
“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这历史上的话在后世的网民中有各种衍生说法，例如中宣部就是第五纵队啦，中宣部是从CIA领工资的啦。
就算是做出这种论断的太祖直接领导中宣部的时候，中宣部也不可避免的被指责。
一个宣传机构，特别是这个宣传机构作为国家的喉舌，如果他仅仅是政府或者政党下属的“听命部门”，他注定摆脱不了这样的评价。最后在陕西众出身的楚真领衔改组了中宣部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善。
首先就是中宣部与人大和政府新闻办合并，其次，在每一次党委或者政府会议上，中宣部的代表都有权参加。特别是重大决定的会议，中宣部的委员都必须参加。如果中宣部根本就没有弄明白各种政策决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别指望中宣部能够真的做好宣传工作。
其次，国内在各种报纸方面充分解禁，“言论自由”第一次有了一定的保证。
最后就是“情报解密”，规定了各种内部资料的解密时限。对于各种会议记录，以及会议资料，解密后任何公民都有权去在遵守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查询。
这番整顿之后，在60年代，中宣部的工作总算是能够勉强和中共的威名相配了。
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受教育人群的大量进入社会工作岗位，原本惨淡经营的很多旧时代的报纸开始看到一线生机。官方报纸自然是秉持着严肃的立场，而且更多时候他们充当的是喉舌，所以很多文章根本也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私人报纸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追求的是销量，针对范围更加细分化。
在一些对中共比较有“好感”的民主党派主导的报纸上，在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趣”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比较。
作者认为，如果不谈“教义”的差距的话，这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有终极目标，公产主义与天堂。有先圣，马克思与基督。有教宗，国家主席与教皇。有核心成员，政治局委员与红衣主教。有机构，党组织与教堂。有基层人员，党员与教士。
当然，在结尾，作者花去了极少的篇幅大概谈了一下两者“教义”的区别，一个是“艰苦奋斗”，一个是“艰苦赎罪”。大概也是毫无二致的内容。总之都是受苦受累。
这篇文章在文人圈子当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而这篇文所隐含的误导与曲解，让党员们读完之后勃然大怒。
中共党员至少到现在为止，都是清一色的无神论。党员们对于宗教都接受过足够教育，党员当中也不乏道家的信徒。但是这些都是有底线的，共产党员对于人格化的神，从来都是嗤之以鼻。老子提出的“道”，还能够当成一种对宇宙的解释，《易经》也能够当成一种哲学观点。至于人格化的神，那就是党员们眼中的“神棍”用来愚弄百姓的邪恶伎俩。
党员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们当中，学贯古今的为数不少。特别是围绕在党周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们对于自己能否做到党员的标准并无信心，他们坚定的支持党。这些人多数出身旧学者阶层，参加过缔造新中国，或者很早就开始倾向于共产党。都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至少认为自己对国家有义务。之所以没有入党，更大的原因是有些过于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而党员对于“个人道德”，则有着不太一样的视角。
无论是党员还是党外的这些人，都能够看出这类文章的真正含义所在。无外乎是庸俗化，或者曲解共产党的纲领与意义。这些文章的作者，则以小资产阶级文人为主。中共自己都承认，现在的中共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大资本政党。这也决定了它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大资本的优越之处在于，它的规模庞大，资本雄厚，其规模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相提并论。中共并非某一个大资本的政党，它是凌驾于中国所有大资本之上的政党。党控制了资本，而不像是外国那样，资本控制了政党。这样的立场，又决定了中共的视角和小资本热爱的“风花雪月，温情脉脉”毫无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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