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团与共和国竞争与合作并非从现在才开始。二战结束之后，共和国就已经开始崛起。这点美国看走了眼。当年美国的几大出口大头，粮食、民用消费品、机电产品。粮食有欧洲这个大市场，共和国也不缺乏粮食，而且当年共和国的农业产业革命已经收到了成效，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不断减少，城市对粮食的需求持续上升，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技术投入力度很大，农民们生产积极性被极大的调动起来。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美国与共和国的贸易，至少在粮食方面摩擦颇大。后来共和国以进口美国的棉花为交换，总算是平息了两国的争端。
而从50年代开始，共和国的机电产品就和美国直接进行着竞争。共和国的工人工资只有美国的1/5，而企业规模决不在美国之下，美国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竞争过中国。到了共和国电子产品开始大量输出的年代，美国企业与共和国的竞争已经逐渐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双方各有优势，很难说谁更加有力。
美国当年的应对是扶植日本，美国财团投资日本，充分利用日本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组织得力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日本也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先天缺陷，它的国土面积狭小，农业过于脆弱，日本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远低于中国，粮食价格则远高于中国，日本企业无论怎么样的降低工人工资，你总不能让日本工人不吃饭不穿衣吧。共和国生活成本比日本低得多，劳动力价格也比日本低，但是共和国民众生活水平却比日本高出很多。
日本采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共和国则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二次分配的效率方面，共和国更是凌驾在日本之上。共和国通过海外贸易赚取的盈余大多数是物资，这些物资非常有效率的被用于国内的基础建设上。日本的产品基本无法通过竞争在共和国占据市场，反过来，共和国的产品在日本很有市场。1955年之后，日本产品只能够向美国输出，在亚洲，在澳洲，在中东，在非洲，都是中国产品与美国产品直接竞争。已经没有日本的机会了。
投资是需要回报的，美国人投资日本的回报率很低，倒是与共和国合作的那些美国资本，回报率很高。两相比较，美国人最终面对现实，决定与共和国充分合作。至于日本，已经完全失去了前途。
酒会结束之后，宋三平回到了旅店。出国前他接受过保密培训。在酒店里面估计安装了不少窃听器，如果不出意料之外的话，这些窃听器里面的不少电子元件，还是美国从共和国进口的。谈判代表们要尽量保持缄默，倒不是怕走露什么消息，只要宋三平自己没有傻到胡说八道，那么共和国的谈判底线，是不可能走露的。
躺在床上，宋三平暂时不想睡，他关了灯，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思考着自己的任务。
布林顿森林体系里面的重要一环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被称为美金，就是从这里来的。各国确认1938年1月美国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为使黄金官价不受自由市场金价冲击，各国政府需协同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这一黄金官价。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确定同美元的汇率。
共和国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固定汇率”问题。《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般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各1％的幅度内波动。若市场汇率超过法定汇率1％的波动幅度，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于预，以维持汇率的稳定。若会员国法定汇率的变动超过10％，就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
共和国预计三年内要让人民币升值接近15%，这个升值比例的影响过大，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含金量”大大提升，势必引发人民币的吸引力。美国人是不会轻易同意这个变动。
宋三平曾经问过财政部长陈云，共和国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做这个计划的。因为自打共和国签署森林协议之后，就好像有意识的摆脱共和国对美元的依赖。易物贸易并不需要美元，人民币就足够了。而共和国苦心经营十几年的贸易圈当中，人民币已经是一种相当被认可的货币，人民币升值，对于贸易平衡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人民币升值，同样在削弱美元在这个逐渐形成的人民币圈内的影响力。
陈云面对这个问题笑而不语，给宋三平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但是美元危机的形势下，共和国现在有充足的筹码来与美国谈判。除非美国与共和国翻脸，否则如果美国想扩大对共和国的出口，就必须接受共和国的条件。
想到这里，宋三平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当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实在是太好了。
国家间的贸易会谈总是一个喜剧，台面上声色俱厉，台下面一团和气。反正最终的购买权还是要看终端用户的选择，这这个问题上，国家实际上无能为力。台上面的人根据“政治正确性”制定的种种规则，一旦用户不买账，也就仅仅是一个表态。
共和国的外交这些年的进步非常大，如果一定要追求原因的话，当年周恩来总理挨批，作深刻自我检讨，算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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