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话一听就是资本主义那套，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绝对没有错。”
马前卒突然搬出这样的老生常谈，让沈茂有些奇怪。对此，沈茂不得不出来反驳了，“老马，现在的中国与阶级统治毫无关系，陕西众已经打破了游戏规则。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在游戏之外的存在了。只要陕西众还在，那么现在的国家制度就不是某个阶级的统治，而是某群人、某个政党的统治。这是我最满意，也是我最恐慌的地方。
不管共和国的高层如何为了中国的未来而恐慌，在世界各国当中，因为共和国而恐慌的国家总是有的。例如以色列。
以色列作为国家而言，与共和国关系倒也平平。中国在现今的世界上处于一个非常奇妙的地位，首先，欧美各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是穷困的。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强大之处，并没有能够改变这样的一贯印象。想消除一百年所积累起来的偏见，绝非容易事。自认为是欧洲国家的以色列自然也是如此。
不过这世界是非常现实的，共和国的商品，共和国的军队——特别是海军与空军，已经顽固的向着中东渗透。比起美国来，共和国初见规模的远程投放军事力量还是处于弱势，但是对于以色列，已经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威压。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令以色列和美国充分感受到共和国的力量。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完全是为了存活而战。一旦让埃及拥有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以色列的灭亡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此，美国派出了特使基辛格博士前来斡旋。与基辛格同来的，还有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老头子一直试图获得共和国的国籍。在这方面，他失望了。共和国早在 1939年就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共和国国籍无疑是地球上最难获得的国籍，凡世界各国所国内公认的各种标准，特别是出生地即国籍拥有权的标准，共和国并不承认。只有父母双方都是共和国公民，而且在1939年前在中国定居的中国人，才能够获得共和国国籍。外国血统始终是中国重点防范对象，在1939年，全世界真心诚意想成为中国人的外国人屈指可数，共和国对这些人并不敢冒。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很多“亲华派”，他们的入籍申请无一例外的被拒绝了。
不仅如此，共和国的入境审批当中，“是否有移民倾向”，从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审批内容。共和国不愿意其入境的家伙，一律被扣上“有移民倾向”的帽子，然后根据共和国严厉的法令，他们不得进入共和国境内。司徒雷登也算是一个非常固执的老头子，为此他专门请了美国律师研究了共和国的《国籍法》，并且把官司打上了共和国的法庭。
美国律师人认为，按照共和国《国籍法》的规定，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并且向当地政府申报过出生证明，其父母都在中国“企、事业单位”从业20年以上。根据《国籍法》相关规定，司徒雷登在1940年前，向共和国递交过入籍申请书，是有权力获得共和国国籍的。
共和国法院界认为，根据共和国的《宗教法》，司徒雷登父母所在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属于非法传教组织，早在1941年就被勒令解散。该组织不属于“中国企、事业单位”，所以司徒雷登不符合共和国的《国籍法》允许入籍的条件。
于是双方的法律攻防战直接转向了共和国的《宗教法》，美国律师团很想开拓共和国的市场，司徒雷登本人又是燕京大学这所中国曾经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校长，哪怕是为了这个原因，美国方面也期望能够在法律上有所突破。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令美国律师界感兴趣的问题，共和国虽然是一个“共产党政权”，但共和国的司法界本身居然能够“符合法律”的普遍概念，允许纷争通过司法制度来解决，这件事本身也让美国律师团希望能够把这个官司持续下去。打这场官司耗费很多，美国律师团看好这场官司的效应，与这个效应相比，这场官司本身消耗的费用反而不是问题了。
当然，基辛格之所以与司徒雷登同来，绝非为了司徒雷登老头子的国籍问题。他想借助的是老头子在中国的人脉，作为一名特使，包括基辛格本人对自己的使命也并不太抱有期待。让共和国放弃支持埃及，从基辛格本人来看，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美国愿意为以色列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彻底封锁埃及与外界的物资交流。而这样的代价无疑是过于沉重的。
所以，接待基辛格博士的共和国代表太宗提出一个问题——有什么理由让共和国在1961年10月突然中断到1961年12月就将到期的合法合同——的时候，基辛格甚至一度失去了谈判专家应有的敏感。察觉这个问题的，倒是司徒雷登本人。
一同列席会的司徒雷登老头子开口问道：“那么共和国方面有在1961年12月之后继续和埃及延续军事合作协议的计划么？”
“就我的权限范围内所得到的情况，是没有。”太宗回答了这个问题。
听了这个回答之后，基辛格心中突然生出一股希望。作为特使，基辛格是有着非常大的权力的，这权力甚至包括向共和国方面解释美国的战略考量。基辛格博士很直白的表示，在中东出现“强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中东出现“霸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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