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二战时期，美国人为了打败日本人，不得不与共和国结盟，这就给了共和国介入南海的机会。共和国在二战中奋勇作战，而且没有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这样的假象迷惑了美国人，等美国发现共和国的实力无疑比美国想象的更强大的时候，共和国已经如此深刻的介入了美国的次要战略方向——东南亚。
共和国在东南亚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并且把重心放在这里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转战印度洋。美国人的注意力放到中东的时候，共和国在东南亚的布局，又开始逼迫美国进行“交易”。
共和国有条不紊的在逐步侵蚀美国人的战略区域，如果历史可以重来，美国想解决中国，那么美国就必须拒绝与中国联盟，然后花费数百万的人命与轴心国死战。这是想想就让人恐惧的事情。
在那本美国疯子所撰写的书——《虚拟年表》当中，那位疯子声称，当共和国的丁宫开发出德国的油田，以及利比亚油田的时候，当古德里安与丁宫商讨爱斯基摩人冰屋的时候，当丁宫的好友沃艾罗与毛丕在波兰开始养马的时候，盟国已经不可能不与中国缔结盟约。
盟国与中国的盟约，就已经决定了中国在未来的扩张。这都是历史的自然进程。中国人洞悉了这些，而且选择了历史的节点。
那么中国人现在在苏拉威西的表态，无疑也确定了一个新的节点，美国人是否敢于同时介入两场战争，一场在中东，另一场则在苏拉威西。这仅仅是表面现象，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更加毒辣的手段了么？他们就没有其他隐藏的更深的伏笔，等着让美国人大吃一惊么？
肯尼迪本人倒不算是鹰派，不过他依然有自己的坚持。而且无论美国与中国又如何深刻的矛盾，两国之间依旧有巨大的利益所在，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对两国都如重要，美国虽然每年都有不少议院声称要中断中美贸易，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政治宣传的噱头而已。中美的矛盾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矛盾，两国都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哪怕仅仅只有这一条，就足以让美国不能和中国爆发全面冲突。哪怕发生了全面冲突，双方的经济往来估计也会“恬不知耻”的继续下去。
所以总统就把这些事情交给“专家”们处理。六个月之后，肯尼迪就坚信，所有所谓“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都是绝对不可信和不可靠的了。
1961年12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埃及和以色列再次打得气喘吁吁，双方消耗了巨大的人力以及物力，却不能有战略方面的突破。相比较而言，埃及更有人力伤亡的承受能力，以色列则要弱得多。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的政工体系去芜存菁，最终打造出一支能够良好运营40万军队的政工以及军事指挥系统。所以埃及接受了停火的协议。纳赛尔坚信，再进行一次整顿，下一次战争，自己绝对可以消灭以色列，从而成为中东的领导者。中国人明智的撤出，让纳赛尔放心不少。
以色列也不得不接受停火，他们的人力消耗也到了极限。不进行补充，以色列会向着无可避免的灭亡滑去。
而在苏拉威西，第一次当地人的起义给印尼当局敲响了警钟，马来共和国的触手无疑已经深入了这个岛屿。印尼处在这样危险的环境当中，“离天堂太远，离中国太近。”但是这毕竟是内战，直接指责中国是可以的，不过这也要面临另一个问题，印尼背后站的是美国，国际社会对这样的问题从来是淡化处理的。美国固然有报业的优势，但是共和国则有全球免费卫星电视这个媒体，大家在宣传口属于五五波。
到了1962年的1月，美国律师团雇佣了中国律师，第一次向中国法院和人大提请“《宗教法》违宪案”的审判，这个消息无疑震惊了世界。在中国国内，全力配合美国方面的，就是南方报业系。
陈布雷出售自己全部的南方报业系的股份之后，最终的购买者是一个美籍华人。共和国情报系统得到的消息是，这家伙背后的老板和美国情报局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如果更加直白的说，南方报业的老板已经是美国情报机构了。根据情报机构头子武星辰的指示，共和国情报机构只是在搜寻铁证，但是对正常的商业贸易，他们并没有动手。
南方报业的老板换人之后，很快就围绕着“犹太人”大做文章，犹太人悲惨的历史从被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到历次大屠杀，总之犹太人的故事被写得如此煽情。共和国政府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行动，同样得到了大篇幅的宣传。明里暗里配合美国战略的宣传文章在南方周末连篇累牍。倒也真的迷惑不少中国人的视听。
而关于司徒雷登申请入籍中国的事件，以及相关的《宗教法》是否违宪问题，南方周末同样站在了美国的立场上。《宗教法》违宪案，主要是围绕共和国宪法当中的 “言论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这两个问题。
但凡是争取“自由”的，都是新兴的阶层的最爱，很快，南方周末俨然成了新兴城市阶层的“代言人”。一股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庞大势力，仿佛一夜间就浮出了水面。
而在国际上，美国人对这个“中国新兴阶层”极度美化，大力宣传，试图让外国人真的认为，的确有这么一股政治势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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