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司法界大部分的“反党人士”也承认，只要共产党能够真的推行宪法里面的自由选举，那么他们绝对只投共产党的票。这些人所代表的阶层在当今的共和国政治版图当中，毫无代言人，才是这些人最痛恨的。共产党一视同仁的压制所有其他政治势力，才是其他政治势力不满的原因，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让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人认识到，现在的共产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秦武安最终被指定为“违宪案”主审法官的时候，他专门询问高院法的党委书记吴三石，党到底怎么考虑的。吴三石回答令人赞叹。“法律必须有不断的争辩，才能够让法律深入人心。这就是为什么会接这次违宪案的原因。党必须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宗教法》与言论自由并不冲突。这就是我们要通过这场官司向社会清晰表达的信息。”
虽然对党无限忠诚，不过秦武安这次真的被感动了。除了对党的忠诚之外，秦武安还有对法律的忠诚，吴三石的回答，无疑让秦武安的两种忠诚合二为一。对于这样的党，秦武安除了用心断案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回报呢？
民间，特别是网络上的讨论成了一种潮流，各种合情合理或者稀奇古怪的说法，充斥在网络上。人民日报也依照惯例，发表了专刊，解释了党的观点。“言论自由” 是公民的权力，所以公民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宗教法》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在宗教事务方面制定的法律。人民当然有权质疑《宗教法》是否违宪。这是法律允许并且保障的范围内的言论。
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是《宗教法》明文禁止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人民不能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依照宪法当中言论自由的条文，人民完全有权力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当然，司法系统也有权依照《宗教法》，对触犯法律的公民进行拘捕，判刑。
在中国，关于言论的法律只有一条，那就是宪法当中所规定的——人民拥有言论自由。
党的解释一出，不仅没有让讨论平息，讨论向着激烈化的方向突飞猛进。“激进自由派”阵营可以说炸了营，与党所预期的一样，激进自由派们或者直截了当，或者含蓄的指出——想保障言论自由，就不能“因言获罪”。这样的观点让“较为理智的自由派”痛苦不堪。
在网络上，立刻掀起了对“激进自由派”的反击。文明点的，就询问言论自由是否意味着“宣传颠覆国家，宣传法西斯主义，这些公认的错误观点，是否可以随意宣传，而不受到惩罚。”不文明的，直接对“激进自由派”破口大骂，然后询问，这样的辱骂是否也是言论自由。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自由派可谓颜面尽失。自由派不得不承认一件事——不管执政党是用何种手段上台的，只要持正论，走正道，平常的时候还看不出来。但是遇到争论的时候，执政党无疑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人民的支持。
到了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共和国在言论自由方面，无疑已经达成了大多数人民的共识。违宪案虽然依旧在审判，中国共产党所期待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人民对宪法的热情明显提高，对于中国政治构架的热情明显提高，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明显深化。法制宣传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普及。
还有一个令党非常高兴，但是不能说出口的效果，一批“民主原教旨份子”，终于定型，并且开始在网络上活跃起来。
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上，依然认为对这些人的病，得治。沈茂立即发言。他对这些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这些人在网络上都是身处弱势的群体，以谩骂和捏造事实为手段，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民主原教旨主义”和“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他们的存在可以一定程度上扰乱思想领域，但是，谎言在事实面前终将被粉碎。大多数人都会认清谎言，而一旦认清之后，就再也不会被蒙骗。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水平低微，除了谎言之外，什么都不会宣传。如果强行把这批人的病给治了，换上一批不那么激进的，说谎三虚七实的家伙，只会给党造成更大的麻烦。更重要的是，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力，强行治病有违宪法。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陕西众来说，他们的“调查”由来已久，政治局常委们对于这样腹黑的观点，报以笑声。这件事就这样定案了。
1962年10月之后，法律攻防战转进到了《宗教法》的立法法理上。律师们就是再白痴，也不会公然宣称言论自由一旦触及法律，法律无权对其进行惩处。他们放弃了对言论自由的讨论，转而对共和国的宗教观进行讨论。
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专刊，陈述了党对于宗教的观点。凡一切不能证伪的观点，均不能成为共和国的立法基础。宗教当中关于“神”的论断，无法证伪，违背了共和国立法思想，所以《宗教法》只能保障宗教信徒在宗教场所内的宗教言论自由，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属于违法。
当然，人民日报也很“善意”的提出，如果宗教所信仰的“神”降临，并且能够经过共和国的验证，其的确拥有相应“力量”，那么共和国就会允许该宗教在公共场合合法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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