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援助是好事，为何沈政委反而不高兴的样子？”左权参谋长问道。
“在我的战略思考当中，我们收复整个蒙古，未必不需要和苏联有些摩擦，甚至是军事讹诈。让我对这个潜在对手有什么好感，我实在是做不到。”沈茂还是非常直接的回答了提问。那冷漠的语气，让彭总和左权参谋长无言以对。
看到两人都沉默不语，沈茂下了逐客令，“制定所需援助项目和数量的问题，请两位开始制作方案，制作完，交给我审批。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就请二位开始制定计划吧。”
两位军区首长起身向军区最高长官沈茂政委敬礼，然后出门去了。
“这位沈政委到底准备做什么？”彭总虽然性子够直，也算是了结党内派系斗争，但是对整个国内国际政治的认识相对幼稚，在这方面，他更信赖左权参谋长的意见。
左参谋长沉默不语，对这个问题，左权曾经私下请教过沈茂。那是一次完全秘密的谈话。沈茂对左权参谋长讲述了一番对国内国际政治的评论和预测之后，左参谋长从此再也不对沈茂政委的政治观点持任何评价。听了彭总的话，左权参谋长只淡淡地回了一句，“服从政委领导是我们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这件事以后再说，彭总，倒是这个援助，我们真的得好好研究一下。”
除了沈茂所在的湖北军区开始内部研究这些援助事宜之外，共和国属下的各军区同样在研究。援助这玩意，不是你想要就能够要来的，也不是你不要就没人上门送。
苏联急于拉上工业国的盟友，如果是土星共同体当政，那就更好。对于陕西众的崛起，苏联原本以为仅仅是个托派或者社民党性质的组织。但冯玉祥倒台之后，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盟友。所以把原本要给冯玉祥的武器弹药给了陕西众。
但是陕西众的行事让苏联越来越不敢小看，他们竟然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在西北搞起了工业，和其他中国势力要钱要枪不同，陕西众从不向苏联开口要钱，对武器的需求更是“挑剔”。令斯大林大吃一惊的是，陕西众索要的援助，大部分是交通线绝对可以运输的仪表设备，和一些关键工业部件。如果不是陕西众过于自大，那么这些要求意味着陕西方面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工业化建设。
对于苏联来说，一个土星共同体领导下的工业化政权，是天然的笼络对象。而不要钱的盟友，苏联还从没有在中国遇到过。驻扎在西安的苏联联络员，不断把陕西工业化进程汇报回克里姆林宫。粗糙但是有效的工业体系一天天的完善，眼看着在中国西北，工业中心已经初步成型。
西北局和南方局的合并过程当中，没有杀人，但是整风运动进行的十分彻底。这群中国同志表现出来的革命素质，让斯大林都有些惊讶。
唯一的问题在于，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失事了几次，包括朱可夫少将在内的苏联军官死了几十位。但苏联的军官车载斗量，这么点损失对于斯大林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到了1936年，国际局势变得颇为微妙。在中国，新的中华共和国已经准备解放全中国，而且中国特使周恩来，亲自飞赴莫斯科，向苏联透露了共和国方面的计划。一旦统一全国之后，就要进军东北。在共和国工业实力远不如日本的情况下，共和国请求苏联在飞机、火炮方面给与共和国以全面支持。
苏联政治局责成红军方面对共和国的军事计划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是，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共和国方面是可以达成对日作战计划的目标——将日本人赶出东北。
在远东沉重打击日本人，是苏联的一贯希望。如果共和国方面能够做到，苏联人绝不反对对共和国进行援助。唯一的问题在于，周恩来坚决反对苏联提出的外蒙独立的方案。周恩来严肃表示，共和国绝对不会允许外蒙以任何形式独立出去。保证中国领土完整，是共和国与苏联谈判的底线。
共和国理解苏联方面对西伯利亚铁路的担心，对这个问题，共和国可以和苏联签署任何程度的友好条约，甚至共和国方面可以在外蒙不驻军，但是外蒙绝对不允许独立。
这样强硬的外交作风，斯大林一点都不生气。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一个本能，但是对外蒙，斯大林有自己的想法，当他开始以武器援助为要挟手段的时候，周恩来表示，共和国绝对不会屈服于任何要挟。收复东北是共和国的既定国策，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共和国都不会有丝毫动摇。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同样是共和国的底线，共和国绝对不会各让一寸土地。
这次莫斯科会议双方可以说不欢而散，苏联暂时中断了对共和国的援助。
总理回到西安，已经是1937年初。包括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常委一致赞同总理的态度。主席慨然说道：“死了张屠夫，也不吃带毛猪。”
政治局常委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和国核心的200名委员和增补委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40多名没有站对立场的委员们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对这批人，负责党政的任弼时率先发难，严厉批评了这些人的“托派”立场。接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决议，临时罢免这部分同志的一切工作，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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