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如何，合格的干部总是不足的。西北方面，还有足够的底蕴在那里撑着。武汉军区，出兵的时候，满打满算也就是四万人。而且新兵在其中的比例高达6 成。剩余的一万六千军队，一面要完成对十六万新兵的组织培训，一面还要进行湖北全省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改造。其工作量之大，远超其他解放区。
更何况湖北省承担了各路军队的接应工作，为了能够完成工作，沈茂还不得不把一些精干的干部集结起来，组织各种应急机构，下面的政工工作出现纰漏更是不可避免。
出纰漏的是新兵，那些为了混个出身，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军队的湖北上层人士，自然有些人颇有些“小聪明”。趁着政工干部无暇分身的时候，一些颇学会了上层两面三刀技巧的一些入伍青年，或许没有真的想搞破坏，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攻击了解放军的绝对核心基础——党领军。这些人通过士兵委员会，居然挑战了党支部的权威。
党在军队当中独一无二的权威，这是绝对不允许挑战的。但是在湖北，党的权威的的确确的被挑战了。公开或者私下质疑政策的军人都存在。
沈茂属于非常喜欢下基层的政委。从陕西时代，沈茂一有机会就会下基层。一支军队从来都是由“沉默的大多数”组成的。政委的工作就是让沉默的大多数开口说话，并且让他们逐渐能够心甘情愿的服从党的领导，说出党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的话。
从陕北开始，政工工作都一直进行的颇为不错，但是在湖北，沈茂因为前期实在是没时间下基层，1937年，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进入高潮阶段的时候，沈茂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下基层进行动员工作。
回到司令部的总结会议上，沈茂终于骂娘了。
革命工作是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但是在基层，党八股以及基层干部对突然获得的权力“最大程度利用”的现象，令沈茂触目惊心。在军队的骨干们忙于土改工作的同时，整个部队的政治建设陷入了极大的被动。沈茂明白湖北的军队建设出了大岔子。
一路的郁闷在回到司令部的时候，看到下面干部们情绪高昂的在筹划军事工作，沈茂再也忍不住，发作了。
情绪释放了一番之后，沈茂立刻把这次下基层的实际调研情况向军区党委会进行了通报。问题的重心在于如何迅速扭转局面。高级干部们都忙得要死，剿匪、组织后勤、理顺各种备案，湖北工作之繁重实在是超出了想象之外。
左权参谋长依旧冷静，他提议向中央要人，或者把一部分工作暂时停顿下来，集中进行部队政治思想教育。这也是最正统的措施。
但是党委同志们听了这个建议，都面带苦涩。停下哪方面的工作？其他军区的部队还可以利用战时的环境压力，强化政治思想工作，湖北现在没有太多作战任务，停下别的工作去强化政治思想工作，效率不高。
“我的看法是调整部署，政治工作到位的部队，更多进行军事训练，那些政治工作不到位的部队，投入基础建设修建项目当中去。初期的军事训练既然已经完成，他们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更多训练了。”沈茂恢复了一贯冷漠的神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变相裁军啊。那些转入基建的部队，成为主力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湖北本来部队就不多，如果再这么搞一次，以后湖北军区在全国解放军中的发言权会更小。
沈茂刚说完自己的建议，立刻就有人起来反对，“政委。就我所知，在整个解放军系统内，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们一家。各个部队都有这个问题，你这么做，我认为不合适。我们湖北军区，整个湖北政府，承担的任务最重，压力最大。但是我们也完成的最好。而且现在湖北军区没有军事任务，但是不等于以后就没有。到时候军委一道命令下来，我们派什么部队上前线？”
“建设工作也是工作，劳动强度，辛苦程度，特别是要面临的困难丝毫不比战斗要低。而且在这些工作当中，我们也有时间来改正我们的缺陷。”沈茂不为所动的答道。
其他高级将领也没有反驳。对于现在的中国，合格的兵源太少了。入伍的农民想训练成合格的战士，难度太大。这就是为什么南方红军的干部战士能够在解放军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原因。残酷的战争已经将他们铸造成了合格的军人。
在陕西，特别是在汉中和关中几个大农业区，从1932-1937，随着人口集中，带来的教育成本大大降低，当年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招收了400多万学龄儿童和少年，进行了四年义务教育。入学的学生年龄范围从5岁到12岁的，现在毕业生当中16岁的那批已经是各个行业的抢手人力资源。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孩子已经接受了相对完整的基础知识教育，以及严格的纪律训练。
在对红军进行整顿的时候，难题很多，但是还不到棘手的程度。在解放军规模迅猛扩大的松今天，这个问题的棘手程度，已经超过了大家的忍受程度。或者说，新的工业体制，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忍受程度在降低。纪律的重要性，对新体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方面，已经不是随便找些人就能够胜任军队工作的了。
“各地民兵，工程兵建设也要加强。散会以后，工程兵的负责人制定一个使用军队的计划出来。”沈茂给这次会议作了一个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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