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找到任何称得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东西，先发制人的说法受到削弱。保守的美国愿意相信，小布什对伊拉克武器的说法是无心之过（但民主党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则对此远远不能够原谅）。然而，许多保守派评论家指出，未来采取任何先发制人的冒险行动——如反对伊朗的“核武器”和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的门槛已经大大抬高了。就像乔治·威尔观察的那样，“先发制人的必要条件是有能力了解事情，某种程度上是确定无疑地了解威胁——它需要人们的重大决策做出不亚于发动战争”[40]。美国的盟友则更加谨小慎微，哪怕是在战争结束后的胜利之际，当理查德·珀尔问到“下一个轮到谁”时，布莱尔政府还不厌其烦地强调，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不同于萨达姆·侯赛因。英国为轰炸伊拉克准备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而阿萨德最近还和英国女王一同饮茶。
的确，改造中东的梦想正在消退。不仅仅因为在伊拉克重建市民社会被证明是难上加难，尽管该国拥有大量可以夸耀的石油财富和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口。随着当地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这样的长老权力的扩大，情况很快清楚了，“民主的伊拉克”将具有强烈的伊斯兰色彩和明显的反美倾向。在新保守派对世界的悲观诊断（世界比你想到的要危险得多）和他们对改造的乐观信心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矛盾冲突。第一代的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展示了“社会政策的局限”——官僚政治论者无力兑现他们减少贫穷和改善教育的许诺，从而获得了声誉。为什么远在伊拉克，身穿军装的政府就能无所不能呢？
就连美国企业研究所里都有人开始怀疑美国的改造使命了。2003年8月，当被问及保守主义的美国对“道德帝国主义”的热情问题时，保守派外交元老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俯视走廊轻蔑地说：“我认为除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几处地方以外，没有丁点证据表明有哪个地方会把这种想法当回事。”[41]表面上看，彻底的道德外交将使美国更多地向中国寻衅（要记得，许多新保守派反对美中两国的贸易正常化）。道德外交也会促使美国着手处理朝鲜问题，而奇怪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准确地说，这一新的民主化的美国，如何应对反恐战争中那些口碑不怎么样的盟国呢，比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对许多外国观察家来说，新保守派似乎只有兴趣对那些威胁以色列的国家进行民主化。而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远不像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那样，把以色列看作美国式民主的旗手。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新保守派心目中的“中东民主”象征越来越被比作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
疯狂、糟糕、危险的现实
因此，新保守派显然是走过头了，即使在右派美国紧随其后时也是如此。但是，新保守派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这一点显然不容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迪安·艾奇逊就巧妙地策划创立一个核心集团，彻底以核心集团的风格（举止高雅和亲欧洲）和学说（遏制理论）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达半个世纪之久。艾奇逊巧妙地将回忆录取名为《参与创造世界》（Present at the Creation）。“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立即着手创立一个新的外交政策核心集团，而新保守派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作用可能被自己和敌人都夸大了，但保守主义的美国显然是朝着他们的方向前进了。尽管布什主义还在修修补补，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理性标准来衡量，美国现在都更坚定地走着自己的单边主义道路，更愿意干涉国外事务，更倾向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那些认为新保守派凭诡计钻进保守主义美国核心的欧洲人，已经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了。新保守派之所以能够证明自己有这样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欺骗了保守派同道，而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这意味着新保守派的影响力既超乎欧洲人的想象，又不及他们的想象。之所以说影响力不及欧洲人的想象，是因为他们只是把右派美国其他人的所思所想说了出来；之所以说影响力超乎欧洲人的想象，是因为他们帮助美国回应了巨大的灾变事件。新保守主义的后果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回响不绝。
[1]George W．Bush，Acceptance Speech，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August 3，2000．
[2]Frank Bruni，Ambling into History：The Unlikely Odyssey of George W．Bush（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2），p．4．
[3]Ramesh Ponnuru，“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is Neo Nonsense，”National Review，June 16，2003，pp．29~32．
[4]Ivo H．Daalder and James Lindsay，America Unbound：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03），p．18．
[5]Ibid．，p．112．
[6]Ibid．，p．15．
[7]Ron Suskind，The Price of Loyalty：George W．Bush，the White House，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pp．70~75．
[8]Stephen Fiddler and Gerard Baker，“America's Democratic Imperialists，”Financial Times，March 6，2003，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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