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June/July 2002．
[15]Transatlantic Trends 2003，p．14．
[16]“A Tale of Two Bellies，”Economist，August 24，2002．
[17]Allensbach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2002，引自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November 8，2003。
[18]“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19]Bernard-Henri Lévy，“A Passage to Europe，”Time，August 10，2003．
[20]参见http://www.ojp.usdoj.gov/bjs/abstract/piuspo1.htm。
[21]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460．
[22]Ibid．，p．461．
[23]“A Stigma that Never Fades，”Economist，August 10，2002．
[24]“Jesse Jackson's Wrong Target，”Economist，November 25，1999．
[25]“The Military Balance 2003—200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03．
[26]两个数字都是引自“Tale of Two Legacies，”Economist，Christmas Special，December 21，2002。
[27]David Frum，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33．
[28]Milton Friedman，“Tax Cuts = Smaller Government，”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January 20，2003，p．A12．
[29]“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30]Jason De Parle，“As Rules on Welfare Tighten，Its Recipients Gain in Stature，”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1999．
[31]这位有争议的艺人是（黑人说唱歌手）“50美分”（50 Cent）。
[32]Paul Krugman，“For Richer，”New York Times，October 20，2002．
[33]“Do You Like Your Class War Shaken or Stirred，Sir？”Economist，September 4，2003．
[34]Ibid．
[35]Ibid．
[36]Hendrik Hertzberg，“Dividends，”Talk of the Town，New Yorker，January 20，2003，pp．29~30．
[37]Cynthia Tucker，“Making Abortion Safe，Legal and Rare，”San Francisco Chronicle，January 22，1993．
[38]Bill Kristol，“On the Future of Conservatism，”Commentary，February 1997．
[39]Morone，Hellfire Nation，pp．22~23．
[40]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November 8，2003，p．11．
[41]I Thessalonians 4：16~17．
[42]Parker，“Survey of America，”p．11．
[43]Christopher Caldwell，“No，Europe Needs to Get Real，”Time，January 20，2003．
(1)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签署的加利福尼亚州《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案》（The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规定，一位触犯联邦暴力犯罪的被告，如果先前曾触犯两项10年以上的暴力犯罪，或者同时触犯暴力与毒品犯罪，则必受到终身监禁的惩罚。此即俗称的“三振出局法案”。——译者注
(2)Laura Norder这个名字易被美国南方人读成“law and order”，即“法律与秩序”。——译者注
(3)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1942年提出“创造性破坏”的理念，即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经济过程。——译者注
(4)说唱歌手50 Cent的歌。——译者注
第十三章
建国伊始：美国例外论的根源
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时间相对较短，而美国例外的保守主义则要回溯到美国诞生之初。一直以来，美国就具有保守主义的天性——对国家权力的怀疑、对商业的热情以及笃信宗教。美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感觉良好，以至于不需要发起一场保守主义运动来表明它的原则或使敌人烦躁不安。
美国的血液中浸透着保守主义思想，这或许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美国难道不是由启蒙运动催生的国家吗？它难道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新的国家”吗？它不正好是一个年轻国家的样板吗？难道它不是“激进派的乌托邦和保守派的巴别塔”吗？[1]美国深思熟虑地扫除了旧世界的君主政治、贵族统治和国家教会，并保障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新共和国在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站在革命的法国一边，反抗旧世界那些沆瀣一气的大国。事实上，当法国的革命者猛攻象征古代专制主义和压迫的巴士底狱的时候，法国将军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将巴士底狱的钥匙送给了乔治·华盛顿。
毫无疑问，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例外的保守主义——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商业共和国保守主义，而非老欧洲反动的托利主义。即便如此，它还是属于保守主义。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它也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年轻国家；美国是革命的产物，而这场革命也不同于法国的革命。建国伊始，美国社会中就存在一些因素——包括宗教狂热和资本主义因素，甚至还包括地理因素——能阻止任何滑向左倾的可能性。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从未有过左派政府的发达国家。
岁月虽经年，心依旧年轻
我们先从美国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年轻”的国家这一看法开始讨论。当然，在美国特别缺乏古城堡（chateaux）和古宫殿（schlossen）［尽管它并不缺乏更近代的类似的城堡和宫殿（McChateaux and McSchlossen）］，但是，这几乎不能成为其年轻的实质性证明。最早的定居者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詹姆斯一世还在王位上，而英格兰也还未变成不列颠。在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前，创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向伽利略提供了一个教席。在德国和意大利（被认为是老欧洲的一部分）统一前100年，《独立宣言》就已经签署了。波士顿和华盛顿的历史中心给人感觉同许多欧洲的都城一样悠久（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要更悠久，因为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未遭受轰炸）。在满怀羡慕的美国人心目中，许多把不列颠界定为一个古老国家的传统——如帝国的盛况和命运、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圣诞礼仪、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猎鹿帽——都是在美国的宪法成文一个世纪之后出现的。奥斯卡·王尔德（Osacr Wilde）一个世纪之前就曾一语双关地说道：“美国的青春是其最古老的传统，它到今天已经历时30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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