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通过一个宗教比喻——将其比作宗教改革——可以很好地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殊本质。美国保守主义并不像500年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样使宗教发生剧烈变化，而是将复兴同异端结合到一起。右派美国重新阐释的信仰是古典保守主义，而引入的异端则是古典自由主义（或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块）。结果，美国保守主义虽然可能并不会明显与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分道扬镳（因为那些保守主义也有些许自己的改革或反改革做法），然而它却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信仰。
出发点是未曾改革的旧国教。按照伯克的定义，古典保守主义建立在六个支柱之上：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我们在本书的导论中介绍过，美国保守主义夸大了前三个特点，推翻了后三个特点，其结果就是超传统主义（über-tradition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奇特调和。
先来说说传统主义。传统主义在右派美国中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无论从宗教信仰到爱国仪式，还是从志愿组织到家庭场合，保守主义基层战士们——更不用说像阿什克罗夫特和小布什这样的将军了——喜欢各种传统的表现形式。你可以在支持共和党的州里看看家庭进餐，聆听感恩祈祷，还可以观察一下家家户户盛装上教堂。2003年在小布什宣布中东民主化计划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餐宴上，晚宴要求以司法部长唱国歌开始。阿什克罗夫特以中气十足的男中音进行了表演，在小布什揭开战略的面纱之前，人们为阿什克罗夫特的表演摇旗呐喊。
令伯克高兴的原因很多。他相信，个人只有被编织到一张传统和制度之网中才会兴旺发达。他认为，如果削弱社会结构，就会把人变成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并很可能使他回到原始状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大街》（Main Street）背景是美国中西部的格弗草原（Gopher Prairie）小镇，小说中的人物之一维达·舍温（Vida Sherwin）对美国传统主义是什么做了一番很好的判断：
恐怕您会把我看作是个保守派。我就是一个保守派！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保守。这些美国式的财富，顽强、民主和机会。可能不是在棕榈滩县，但是，感谢上天，在格弗草原，我们没有那些社会等级。我只有一个优良品性——那就是全身心地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州、我们的城市坚信不疑……
现代美国从来没有国教，也不存在有爵位的贵族。罗素·柯克那一类渴求封建主义束缚的美国保守派是在对牛弹琴（无论是多么振振有词）。真正的美国人异常重视源于美国革命的那些平等主义国家的象征物：国旗、美国公民宣誓词和军队仪式。美国保守派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几近神圣的看法，把它看作是“希望之国”“个人在世间的避难所”“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当然还有“山巅之城”。对于美国保守派来说，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存在，还是精神理想的物质体现。罗纳德·里根对这种保守主义基本信仰也许是表达得最清晰的人物。他相信，上帝已选定美国作为他在世间特别目的的代理人。由于美国具体表达了民主理想并想把这种理想带到全世界，因此不会招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的衰败命运。[9]
这种高度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可能与其欧洲的祖先不一样，但是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古典保守主义那里，显然还是依稀可辨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不是也曾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上帝意志在尘世的体现，并且藐视所有以前的政治定律吗？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传统主义有点过于信奉民主的千禧年之说，但缺乏君子之德风（noblesse oblige）。但是，从这样一种古老宗教的年轻版本中，人们能够期待什么呢？
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派？
当这种年轻教会的信仰从对古老传统进行新颖的解释转向接纳异端的时候，传统主义者的困难出现了。美国保守主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人们都会发现它采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大块内容。事实上，它采纳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之多，以至于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矛盾，它基本上是包装过的古典自由主义。
传统上，古典自由主义完全是保守主义的敌人，因为它将个人无拘无束的自由置于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看作是最高的善，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对美德更感兴趣；自由主义坚决赞成选择权，而保守主义则对人们做出的各种选择忧心忡忡，除非他们受到传统的影响和智慧的指导；自由主义根植于启蒙运动，而保守主义则根植于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埃德蒙·伯克叹道：“骑士时代已逝，经济学家、诡辩家、精于算计者的时代已然来临。”
在此，我们要谨防将欧洲保守主义定性为一种死水般的哲学。洛德·休·塞西尔（Lord Hugh Cecil）将自己版本的保守主义哲学比作是一条大河，从众多汇聚的溪流中吸取水分。在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这条大河至少从自由主义那里吸取了一些水分。保守派放弃了贵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大地产主是自由的保障，转而支持一种更为民主的观点，即财产所有权的民主是自由的最好保障。像迪斯雷利这样的保守派，不屈不挠地以自由主义的手段来为保守主义的目的服务——重新使财产与责任、特权与义务联系起来。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选举天才承认有必要向中产阶级让步，同时又确保土地精英继续发挥远远超乎其力量的影响力，从而把自己等同于那类“有点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m lite）资产阶级。大多数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党派结果也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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