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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_[英]米克尔思韦特/[英]伍尔德里奇【完结】(165)

  如果把目光放得比诽谤和中伤更远一些,那么西方同盟的状况既比第一眼看上去要好得多,同时又要糟糕得多。之所以说要好得多,是因为伊拉克的悲剧给了右派美国一个严厉的教训,让它明白了软实力的重要性。“让他们又怕又恨”(oderint dum metuant)的哲学,对于一个试图发动全球反恐战的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打击恐怖主义需要赢得“民心”。美国的实力再强大,它的民心也只占世界的5%,让其他大多数人带着疑虑来看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美国的杀伤力是伊拉克难以平和的一个原因,美国的杀伤力使其得到国际支持变得更为艰难。小布什政府由于受到指责(尽管它不愿意承认),自那时以来已经开始追求以多边的方式来管理和平,它也再次强调以多边主义来处理伊朗和朝鲜问题。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说实用主义可能将西方伙伴聚到一起的话,那么,就长期而言,其他两件事情则会使它们分道扬镳。第一件事是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硬实力差距,这种差距在下一次危机出现时有可能会变得更大。右派美国正在国内积蓄力量,美国也正在世界上充分地积蓄力量。我们提到过世界上国家之间国防开支的巨大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由经济力量和人口统计学做支撑的。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研发开支已经分别占世界的30%和40%,它似乎也是唯一经济能够快速增长且人口年轻化的先进大国。[17]到2050年,美国人口的中位数依然为36岁左右,而欧洲则会上升到38~56岁之间。任何全球性的问题将依然是美国的问题。

  对于西方联盟状况持悲观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执拗一点说,乃是反恐战。尽管言辞上都说反恐战是一场西方的共同斗争,其实是根本不对称的。冷战期间,大西洋联盟因面临一同毁灭的共同威胁而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温斯顿·丘吉尔把绥靖者定义为希望大鳄会先吃掉别人的人。但是,在基地组织看来,欧洲人所感受的程度不及美国人,而且许多欧洲人认为,如果领导人不去像美国那样与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对抗,他们就会更加安全。2004年3月基地组织在马德里发起的攻击改变了选举的结果,部分原因是西班牙选民认定,他们的政府因支持小布什入侵伊拉克而使国家变得更加脆弱。许多欧洲人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要在一场新的战争中跟在美国身后唯命是从,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自找的。

  当欧洲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追随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时,大西洋联盟中两处最大的伤口为他们提供了畏缩不前的便利“原则”。第一个伤口是伊拉克战争。华盛顿所犯的错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夸大其词、重建规划失败等——为欧洲人提供了又一个退缩的借口。第二个远为有力的借口是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许多欧洲人认为,只要美国对这一阿拉伯人所遭受的最大不公持如此片面的观点,就很难在这一地区有所成就。毕竟,右派所敬畏的同样勇气十足的以色列,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看作是贪婪攫取土地的怪兽,它在别人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向人口密集的城市发射火箭弹,并且否认基本的人权。2003年欧洲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以色列被视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且中东是许多西方联盟私下里言辞恶毒的诱因。一方抱怨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一个犹太人阴谋小集团所操纵,而另一方则还之以指控欧洲人的反犹主义。无怪乎托尼·布莱尔这位费最大气力使西方联盟黏合在一起的政治家,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和资本来推动小布什在巴以争端上的进展。他激情洋溢地对下议院做有关伙伴和敌手的演讲:“我相信没有任何问题比巴以问题上的进展,更能够有力地使世界社会重新团结起来。”[18]

  欧洲的挑战

  为了同右派美国更容易相处,欧洲人能够怎样做呢?有四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三件是正面的,一件是负面的。第一件优先要做的事是缩小硬实力的差距。只有当欧洲人为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时,欧美之间才能够建立起一种成熟的关系。冷战期间,西欧的军事开支大约相当于美国60%的水平,如今则接近40%了。[19]此刻,欧洲在捡美国军力的便宜,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怨恨和欧洲的不负责任。

  力量不应仅限于坦克和战舰。在1945年至1990年间,欧洲的经济基本赶上了美国。西欧的平均收入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50%的水平,上升到超过80%(较富裕的西欧国家已基本上与美国持平)。[20]但欧洲大陆结构改革的失败使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自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大约60%来自美国。美国工人的产出比欧洲工人更高——而且他们要比欧洲工人每年平均多工作300小时。德国工人每工作5小时,美国工人就要工作6个多小时。

  第二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与雄心壮志有关。欧洲缺乏硬实力,从而在外交政策中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在某种意义上,伙伴角色已经混乱不清了。25年前,理想主义的欧洲左派提出改变世界的空幻计划,并且对基辛格的实力政治感到气愤,现在则是美国右派有一个使中东民主化的空幻计划,而欧洲左派则在谈论不干涉主权国家事务的必要性。[21]这种“明枪易躲”(devil-you-know)的偏好,在2003年3月10日雅克·希拉克的承诺中得到了体现,他承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拉克战争的决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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