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运动在国会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在知识界呼声更弱。自由主义者有8份杂志周刊供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对，保守主义者只有一份创办于1944年的《人类事件》（Human Events），这份8页纸的时事通讯，读者只有127人。[10]美国的学术界整齐划一地成为自由主义的天下，以至于当时的一个保守派基金会——威廉·沃尔克基金会（William Volker Fund）——甚至要雇人去找学者，以劝说他们接受基金会的资助。[11]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有关英美保守主义创业史的作品《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最初的临时书名竟是《保守主义的溃败》（The Conservative Rout）。
相反，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50）一书中评述道：“自由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主导的知识传统，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传统。”特里林承认美国存在保守主义的冲动，但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呓语”。[12]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一书中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封建贵族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缺乏，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纯正的自由社会典范。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13]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坚定支持者，在《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一书中，他认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已经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
由于缺乏内在连贯的保守主义运动，那些不幸饱受莱昂内尔·特里林讥讽的“保守主义的冲动”的美国人是相当软弱的群体。他们尤其容易成为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这三种心智失常的牺牲品。
右派偏执狂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师一边乘着专用的灰狗巴士漫游全国，一边公然抨击共产主义和通敌叛国。美国保守主义协会（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创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责巴里·戈德华特“受到社会主义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亿万富翁哈罗德·拉斐特·亨特（Harold Lafayette Hunt）是个石油商人，为右派的事业资助了大量资金。他认为人们的投票权应取决于他们的财富——因此他理应拥有大量选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见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书中，他警告说，有一个阴谋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使之成为单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杜鲁门担任总统时的一个戏剧性事件——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这种妄想症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件事证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东西。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理想幻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使得保守派的这一事业得到加强。尽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这样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与哈吉斯、亨特之流大异其趣，但他们也十分关注美国在国内外的需要，以便更强硬地反击苏联的威胁。1948年，《时代》周刊高级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一个愤怒的前共产党人——告诉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他在20世纪30年代接触过一名国务院的年轻官员，名叫阿尔杰·希斯。尽管这时候希斯刚从国务院卸任，但他是使华盛顿权势集团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乔治敦大学餐会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诉钱伯斯诽谤。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齐心协力保护温文尔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钱伯斯的伤害。杜鲁门总统谴责这一事件是在“转移视听”。埃利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坚持认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亚州那个令人厌恶的年轻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但随后，钱伯斯令整个国家吃惊不已，他提供文件证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苏联做过间谍。希斯因做伪证接受审判，于1950年1月被判5年监禁。
希斯事件加深了保守派对自由派权势集团的敌意。华盛顿的上流社会为什么要反对钱伯斯？为什么在希斯被宣判有罪以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还要说他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的事不闻不问？钱伯斯在他那本杀伤力巨大的《见证》（Witness，1952）一书中提出下面的观点，这一观点之后由几代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数”支持者不断发展：
希斯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这个国家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令人不安的裂痕，虽然这裂痕未被彻底揭露。这是那些朴素的男男女女，与那些假装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而思而言的人之间的裂痕……这是那些有学识、有权势、大声嚷嚷支持那个思想开明者的人，与那些因受闭于支持希斯的精神异常状态中而撕裂自己心灵的普通人之间的裂痕……[14]
希斯事件为20世纪50年代右派偏执狂的象征——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供了舞台。麦卡锡绰号“死亡枪手乔”，从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弗吉尼亚州威林市（Wheeling）宣称掌握了国务院205个共产党间谍的名单，到1954年12月参议院以2∶1的多数票谴责他的行为，麦卡锡一直是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岁生日前夕，麦卡锡当选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众多麦卡锡俱乐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义的化身。他说共和党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一半是麦卡锡的支持者。这话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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