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戈德华特只是把南方白人带进了共和党阵营，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但是，他把保守主义同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地区——欣欣向荣的西部——连接到了一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右派的主导力量还是像塔夫脱这样的中西部人。然而，戈德华特来自新兴的西部，这里正是老布什的谋生之地。[53]戈德华特的祖父是个贫穷的犹太移民，菲尼克斯最大的百货商店就是他开的。戈德华特目睹了这个沙漠城市由他孩提时期的3万人先后增加到1963年的81.6万人和20世纪80年代的200万人。戈德华特曾经说过：“在西部和中西部，我们并不常为担心可能发生的事情所困扰，这里确实有风险，但我们总是在冒险。”[54]他对新技术简直着了迷。在亚利桑那州他家的屋后面，高高竖起一根由光电机械控制的25英尺的旗杆。沙漠上的黎明来临时，旗杆的发动机在光的作用下使星条旗升起，黄昏时分，国旗又自动降下来。[55]
这名参议员发现，一些最支持他的人来自欣欣向荣的西部地区。他们有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城市，有的来自洛杉矶杂乱发展的大市郊地区，有的则是奥伦治县的伙夫厨娘。这些西部美国人，天性上就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住的是平房，而不是街区公寓；他们依靠的是私人小汽车，而不是公共交通——尽管“依靠”一词并不足以传达出那种近似于顶礼膜拜的生活态度。用戈德华特的话来说，他们每天见证着“个人的主动性怎样使沙漠变得繁荣”。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出身，而是成就。[56]
西部美国人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个人主义与强烈反对“权势集团”的情绪融合到了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搬到西部，是为了躲开操控东海岸商界的那些密不透风的小型俱乐部，主宰蓝领工人生活的工会核心机构以及控制市区政治的种族大佬。他们憎恨东海岸精英们继续享有过多的权力——在亚利桑那州掌握了超过40%的权力，在阿拉斯加州掌握了90%的权力。经济活力正迅速从以前的核心集团所在地外移：与1945年相比，1964年纽约拥有的金融资源，从占全国的25％下降到12.5％，减了一半。[57]同年，加利福尼亚州美国银行的规模变得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一样大。然而，东海岸精英依然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视而不见。1964年竞选期间，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州长罗伯特·E．斯迈利（Robert E．Smylie）说道：“国家的重心发生变化了，但东部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有一种‘一站飞过’的情结，以为从纽约艾德瓦德国际机场——现在的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后的下一站就是洛杉矶。”[58]因此，当戈德华特痛斥大政府，或者宣称“如果告别东海岸，让它在海里随波逐流，美国将变得更加富足”时，人们对此当然是赞赏有加。
西部是各种各样右派团体的孕育之地。保守派开办“自由论坛”书店，这些书店里销售书名响亮的书籍，如《赤裸裸的共产主义者》（The Naked Communist）、《欺骗大师》（Masters of Deceit）、《你可以相信共产党人》（You Can Trust Communists）［又名《即将成为共产主义者》（To Be Communists）］等，这些书与《圣经》、美国国旗摆放在一起销售。他们竞选校董会，为共和党服务，参加各种私下播放《地图上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on the Map）和《消除行动》（Operation Abolition）等影片的反共协会。他们纷纷去听右派演说家的演讲，如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师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和来自澳大利亚的世俗传道者弗雷德·施瓦茨（Fred Schwarz）。舒勒是一个煽动家，他警告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味着“彻底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真正的民主自由”。施瓦茨则在中途放弃了所从事的医学工作，全身心投入“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组织（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的管理工作中。施瓦茨还开办了一所“反共学校”，该校1961年春季一期吸引了多达7000名学生，其中许多学生是经当地校董会允许，放弃自己正常的课业而来到这里的。[59]
西部保守派人人必读的一本书是《保守派的良心》。到1964年总统竞选时，这部戈德华特的个人宣言已经卖出了350万本。他写道：“我对使政府合理化或者提高政府效率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减小它的规模；我不想提高福利，因为我的建议是要扩展自由；我的目标不是通过法律，而是废除法律。”戈德华特对现代共和主义核心地区的政府机构膨胀怀抱的敌意比任何人都深。他很高兴地呼吁取消普通中产阶级的权利，并认为联邦政府用于国内项目的费用应该每年减少10％并实行统一税。这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一切都在朝里根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饰演过“吉普”的里根定期到施瓦茨的反共学校发表演讲。他在全国政治舞台的首次冒险，是在1964年的共和党旧金山大会上提名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里根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正如乔治·威尔（George Will）曾讽刺的，戈德华特终于赢得了总统选举——那是在1980年。
右派是在戈德华特的旗帜下开始联合的——尽管肯定是少数派，但却纪律严明、意志坚定。1960年，尼克松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不足5万，1964年，戈德华特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达6.5万人。戈德华特的选举注定失败，但他的共和党志愿者却有390万，是约翰逊民主党志愿者人数的两倍。[60]在汽车保险杆上张贴支持戈德华特广告的人是支持约翰逊人数的10倍。支持戈德华特的人有时候会对高层进行审核，就像在1964年的共和党大会上把纳尔逊·洛克菲勒轰下台一样，但他们是毫不留情地使共和党向右转的核心活动的成员。戈德华特加强了保守派基层战士与保守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是由威廉·巴克利的妹夫布伦特·博泽尔（Brent Bozell）捉笔代劳的。1964年，戈德华特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讲中声称“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噤声了”，而这次的演讲稿是由哈里·贾菲（Harry Jaffe）——列奥·斯特劳斯的首批信徒之一——撰写的，后者后来成了新保守派宠爱的哲学家。无论是《国民评论》，还是像拉塞尔·柯克和安·兰德这样大相径庭的保守派，都热情支持戈德华特成为候选人。威廉·巴鲁迪把美国企业研究所变成了戈德华特的智囊团，并说服保守派知识分子投入戈德华特阵营，这些人之中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以及名字预兆不祥的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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