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论著是我叙事的基础。不过，现在通过在网上的大量搜索，很容易就能够补充基本的叙述。在谷歌上搜索任何一个名字或主题，一般都会找到值得注意的内容。许多博物馆都有它们自己的网址，在那里搜索，能得到更多信息。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www.iwm.org.uk）是其中的代表，尤其引人注目。有许多私人博物馆网址也值得搜索浏览，比如www.worldwarI.com，www.grande-guerre.org，或者www.firstworldwar.com。我在其他一些网站中也查找到过许多文献资料，比如www.findagrave.com。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网站，但英国人，至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方面还是遥遥领先的。
与本书各章有关的延伸阅读（和参考资料），读者可以参阅下述作品（也是对前文提到的那些论著的一个补充）。
第一章：
最近出版的一部论著是戴维·弗洛姆金（David Fromkin）的《欧洲的最后一个夏天：谁发动了1914年的战争？》（Europe’s Last Summer: Who Started the War in 1914，2004），书中还附有一份不错的书单。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1992）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而作为对“一战”背景的研究，A·J·P·泰勒的《争夺欧洲霸权：1848~1918》（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1954）也同样重要。在泰勒写作此书的时代，人们仍然把1914年7月危机看作是一系列外交危机的结果，并对那些危机（摩洛哥危机等）做了非常出色的论述，不过泰勒倾向于认为1914年7月危机是“体系”而不是柏林政客们阴谋的产物。伊曼纽尔·盖斯（Imanuel Geiss）的《七月危机和战争爆发：1914》（Julikrise und Kriegsausbruch：1914，1963~1964），英文缩减版的名字是《1914年7月》（July 1914，1967）。他确实利用文献把“一战”的爆发描述成德国导演的危机。盖斯从那些没有遭到毁坏的文件中发现了更加确切的证据，阴谋论于是开始浮出水面。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参看安杰拉·蒙鲍尔（Angela Mombau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2002）。盖斯颠覆了俄国的军事动员引发了德国宣战这个有重要影响的神话。人们也可以参阅V· 伯格翰（V.Berghahn）的《1914年的德国和战争的临近》（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1995）。伯格翰教授的优势在于他对海军的特性十分熟悉。
第二章：
对于战争开端这一重要时刻，L·布尔夏特（L.Burchardt）的《和平经济与预防战争》（Friedenswirtschaft und Kriegsvorsorge，1968）和L·J·法勒（L.J.Farrar）的《速战幻梦》（The Short-War Illusion，1973）从不同角度对战争的开端进行了探讨。温斯顿·丘吉尔的《世界危机》（World Crisis）（6卷本，1923~1931）和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新论》（The First World War，1998）都对马恩河战役做了颇具戏剧性的描述。D·E·肖瓦尔特（D.E.Showalter）的《坦能堡战役》（Tannenberg）也值得一读。
第三章：
蒂姆·特拉弗斯（Tim Travers）的《杀戮战场》（The Killing Ground，2003）是研究英军“学习曲线”的一部重要著作。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别了，那所有的一切》对于在法国开始战斗历程的英国“新军”，做了重要描述，他不再心存幻想。与之相比，巴里·韦布（Barry Webb）的《埃德蒙·布伦顿》（Edmund Blunden，1990）一书的观点则要更加温顺。另外一位对英军进行过观察的重要人物是E·L·斯皮尔斯（E.L.Spears），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是负责联系法军的军官。马克思·埃格雷蒙特（Max Egremont）在他的《在两面旗帜下》（Under Two Flags，1997）一书中对斯皮尔斯一生做了精彩的记录。关于意大利参战，印德罗·蒙特烈里（Indro Montanelli）的《乔利蒂的意大利》（L’Italia di Giolitti，1975）一书记述精妙，很有可读性，而且带有现代意大利人有时会表现出的那种黑色幽默。关于达达尼尔战役，奈杰尔·斯蒂尔（Nigel Steel）和彼得·哈特（Peter Hart）的《在加利波利的战败》（Defeat at Gallipoli，2002），与蒂姆·特拉弗斯的《加利波利：1915》（Gallipoli 1915，2001），都论述扎实，非常公正。关于亚美尼亚人问题，京特·莱维（Guenter Lewy）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2005）一书使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所有著作都黯然失色，不过，弗兰茨·韦菲尔（Franz Werfel）最初写于1932年的《穆萨达的四十天》（Vierzig Tage des Musa Dagh），虽说被翻译成英文后毫无文采可言，而且有些随意歪曲历史，但还是一部值得尊重的小说。如果非要争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话，韦菲尔在他小说的扉页上写道：“请不要用这一争论来反对土耳其人”。关于封锁，苏图（G.-H.Soutou）的《财富与生命》（L’Or et le sang，1989）探讨了协约国集团经济战争的掠夺目标。A·奥弗（A.Off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农民的解释》（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1989），从一个有趣和有独创性的角度对战争的目的进行了阐述。格尔德·哈达克（Gerd Hardach）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1977）作为研究经济史的系列著作的一部分，仍然对“一战”经济目标这个庞大主题进行了最广泛的论述（当然，在各国财政方面，前文引用过的尼尔·弗格森的著作最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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