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段这回真动怒了，他在十月中旬下了一道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让小徐拿给黎总统盖印。黎总统见后十分震惊，坚决不肯用印。徐树铮为这事来回跑了四趟，黎总统连拒四次，丝毫不肯让步。最后一次，徐树铮威胁黎元洪说：“总统不肯盖印也无妨，以后我们不准孙洪伊参加国务会议！”黎总统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冷笑道：“什么话？这是段总理的原话！”
过了几天，很少到总统府的段总理突然气呼呼的出现在黎总统的面前，他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交给黎元洪，说：“总统要是不肯免孙洪伊的职，那就把我免职了吧！”
老段下了最后通牒，黎总统也只好退让，不过他还想给双方留点余地，也给自己争回点面子，于是他建议：“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让他自动辞职吧！我来给他做做工作！”
偏偏孙洪伊这位也是个死硬派，他死活不肯主动辞职，还大声嚷嚷道：“什么官我都可以不做，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
黎总统也说服不了他，这下事情闹僵了。一方面，要是不把孙洪伊赶出内阁的话，段总理的面子没地方放，以后也就没了威信；另一方面，孙总长坚持自己没有错，主动辞职就是失却人格。双方都不肯妥协，把黎总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束手无策。
最后，黎元洪只好把北洋系的大佬徐世昌给请出来，希望他来调解这个纠纷。徐世昌是个老官僚，见多识广，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于是，徐世昌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将孙洪伊和徐树铮同时免职，原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淦出任国务院的秘书长。张国淦与府院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由他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话，双方的沟通就相对好很多了。
老段用人，从来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对部下的袒护是出了名的。对于徐世昌的提议，老段开始不同意，因为他并不希望徐树铮被免职。直到后来国会要弹劾徐树铮，老段才不情愿的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又加了一条，那就是将总统府秘书长、号称黎元洪“四大金刚”之一的丁世铎也一并免职。
11月下旬，孙洪伊、徐树铮、丁世铎三人先后被免职。老段这次以一换二，而且徐树铮仍旧是陆军次长，勉强占了上风。至于被免职的孙洪伊，他转身又回到了国会，仍旧对老段不停的发难。
第三章西伯利亚 三、段氏去职
1917年4月6日，美国借口“无限制潜艇战”和“齐默尔曼电报”对德宣战，欧战的天平迅速向协约国一方倾斜。
这个时候，段祺瑞内阁便在美国、日本的唆使下决定对德绝交，并打算对德国宣战。
之前日本人一直在阻挠中国参战，原因是它想得到青岛，在得到英、法两国承诺战后承认它在山东的地位后，这才转而支持中国对德宣战。
但当段祺瑞带着阁员们前往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案上盖印时，却遭到黎元洪的拒绝。黎元洪认为，宣战与媾和之权乃是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
由此，内阁阁员们便与黎元洪吵了起来，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责黎总统的擅权行为是想当过去的皇帝。老段被黎总统浇了一瓢凉水，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愤愤地说：“总统不肯盖印，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内阁还搞不搞？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干下去？”
老段一发火，局势顿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阁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黎总统说得哑口无言，打回了菩萨原形。可惜的是，菩萨既然不会说话，那盖印一事也一概免谈。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他一再劝解大家消消气，凡事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相争，但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等到大家该说的都说完了，黎总统又变成了泥菩萨，一言不发，这大总统印自然也别想盖了。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段总理气鼓鼓地站了起来，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离开了总统府。其他阁员面面相觑，随后跟着老段一起退出新华宫。
当天下午，段总理一声不吭，便直奔火车站前往天津。
老段出走的消息传到总统府后，黎总统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他随后便召集总统府的一干人马商议该如何是好。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如饶汉祥、哈汉章等人，平日里就看不惯国务院这些人的嚣张，这次见老段真的跑了，他们倒心中窃喜，有人便建议黎总统乘机将老段的总理职位免去，另行派人组阁算了。
按《临时约法》的规定，黎总统实际上是个“虚君”，但按沿袭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可以是虚君呢？再者，黎元洪好歹也是名高位重的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无论怎么说，总统毕竟是总理的上级嘛，难道不是吗？再说了，那些南方的军阀实力派和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要打着他的旗号来与北洋系争权，那他就更不能做一个虚君了。
但是，《临时约法》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黎元洪的愿望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虑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势力，他暂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便是要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职，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不然的话，国事瘫痪，总统也是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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