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当啷”一声，居中的女子拔出一把宝剑，顶在周宪章的身前，一声怒喝：“你看清楚了再动手！”
周宪章慌忙后退两步，定睛一看，却见这三个女子的打扮都一样，上身短袄，下身长裙，留着齐眉短发，人人腰间挂着佩剑，居中的女子是一身红，右边的一声绿，左边的一身白。
周宪章惊呼：“你们怎么在这里？”
那居中穿红的手持宝剑的，是秋瑾，左边穿绿的是唐群英，右边穿白的葛芸好，“潇湘三女杰”齐集总督府！
秋瑾、唐群英、葛芸好率领由革命党人和维新党人组成的义勇队到达台湾后，在曾文溪捡了个落地桃子，活捉了故作风雅的伏见宫贞爱亲王。义勇队只有三百多人，实力很弱，却得了大功，之后的台南大战中，义勇队再没有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但章军上上下下，对这支队伍都是另眼相看，尤其是“潇湘三女杰”的名头，在章军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身为义勇队队长的“鉴湖女侠”秋瑾，不仅人长得漂亮，更有一身好剑法，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穆桂英重生，让章军官兵们敬佩得五体投地。
按照周宪章的设想，战争结束后，台湾的首要任务是恢复重建。周宪章决心把台湾打造成章军的大本营，不仅要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更要做到经济富足，百姓安居。这需要各种各样的建设人才，而义勇队里有很多留日学生，这些人具备西学知识，今后，周宪章开办工商业、建学堂、建工厂，他们都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台南大战结束后，周宪章就找到秋瑾和唐才常，劝说义勇队留在台湾，与章军合作。秋瑾和唐才常，一个革命党，一个是维新党，两人政见严重分歧，但都想争取周宪章的支持，也就顺水推舟，答应留在台湾。
台南大战结束后，义勇队随吴佩孚所部前往台湾。周宪章命刘永福给予义勇队极高规格的待遇，他们虽然没有军职，但是，从队长到普通士兵，享受的都是大清国七品文官待遇，而且，周宪章特别命令，章军所有部队，都只能在城外驻军，唯独义勇队的人，驻扎在台北城最繁华的西门町一带，距离总督府不远。周宪章这是想随时讨教。
且说周宪章兴冲冲跑进后堂，马上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赵巧儿，却见“潇湘三女杰”横插一杠子，拦在门口，心头很是恼火，却又不好拉下脸来，只得耐着性子说道：“原来是三位女杰，在下一时眼拙，没分辨得出来，无意中冒犯了三位，还请三位让让路，呐，我得马上向我岳母大人请安。待请安完毕后，再登门拜访三位女杰。”
三个女杰却是冷眼盯着周宪章，一动不动，秋瑾倒是把剑收回去了，但脸色很是不善。
姚喜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喝道：“喂，你们三个怎么这么不懂事，没听说过久别胜新婚吗？我大哥着急要和嫂子叙旧，你们有什么事，明天，不，后天再说，赶紧把路让开！”
姚喜的设想，周宪章和两位夫人一年没见面了，这夫妻间的事，得做好做美满，陪赵巧儿一天，陪柳英淑又得一天，两天之后，周宪章才能正式办公。
秋瑾、唐群英、葛芸好三位都是处女，虽然也听说过“就别胜新婚”的说法，但是，对这个说法的深刻内涵，并没有切身体会，哪里懂得个中滋味，听说周宪章要花两天时间和夫人们叙旧，心中极不耐烦。尤其是葛芸好，气的剑眉倒竖：“和老婆说说话，又不干别的什么事，用得着两天吗？”
姚喜喝道：“老公和老婆叙旧，岂能就说上两句话，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不仅重要，还要耗费体力，大哥和大嫂叙旧，要休息一天，和二嫂叙旧，也要休息一天，怎么用不着两天，要我看，两天还少了，得追加一天！”
葛芸好怒道：“秋姐姐，这个姚喜胡说八道，咱们不能让他们进去！”
三女堵在门前，横眉冷对，毫不相让。
姚喜怒道：“秋队长，你们抓了伏见宫，也算是大功一件，可要说功劳，我章军弟兄功劳大的多了去了，你们去问问，哪一个敢在大哥面前撒野……你们还敢在我大哥的堂屋上拉横幅，妈的，写的都是些啥？”
周宪章这才看见，堂屋正门口，两株大树之间，拉着一幅横幅，姚喜事个文盲，不认字，周宪章却认得，那横幅上写着硕大的一行大字——“坚决维护妇女人权！”
字体刚劲有力，却也透着女性的秀丽，不用说，那是秋瑾的大作，带着鉴湖女侠特有的刚柔并济。
周宪章心头叫苦不迭，这“潇湘三女杰”，是三个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
十九世纪末期，女权运动在西方刚刚兴起，也算是有声有色。可在中国，别说是萌芽，连种子都没有。这幅标语要是打在大清国的任何地方，没一个人能看懂，在大清国老百姓眼里，“妇女”二字尚可理解，“人权”二字就极为晦涩，“妇女”加上“人权”，完全不知所云。在大清国，能看懂这幅标语的人为数寥寥，而周宪章恰恰是这寥寥数人中的一人！
原因很简单，他是从二十一世纪穿越来的，这个时候，女权运动已经深入人心，用不着宣传教育，广大男子汉们都会自觉自愿地回家跪搓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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