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份现已确认，属于政治部马龙特务班招募的特别警员，虽然他并未经过任何考试，他也从未在设在河内的法国殖民地警察学校上过课。他相信少校坚持这种说法，绝不仅仅是在替他考虑。
在反复多次的谈话中（没有人会把这称为审讯），小薛坚决不肯改口的一点是，他事先从未获悉过顾福广将要抢劫跑马总会装甲运输车的情报。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未说谎。他从未对与他谈话的官员提起过少校那些话，那些有关“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之类的话，这也不算欺骗，人在想起过往的谈话内容时，总是会有偏差的，过分清晰的记忆通常都会证明为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很可能是幻觉。他真正瞒掉的事与特蕾莎有关——军火交易，那种武器。这当然也不算说谎，因为根本就没人来问过他。他担心过，可后来发现别人一直不曾提出这个问题，他想大概是少校从未向人说过这事。很多年以后（那时他和少校的关系已介于一种老朋友和老同事之间），他提起过这事，少校说，他当时不认得这种武器，他以为是一种机关枪，他想找军火专家鉴定，可事件发展得太快，那几天里他忙的晕头转向，这件事被他丢在脑后，没有立刻去办。这时候的小薛早就见多识广，他怀疑少校当时故意把武器的事丢开，可能是另有意图。但他老练地把这想法藏在心里。
他决定不把林培文和共产党的事告诉少校。一来人家对他不错，二来他可不想再惹麻烦。至于冷小曼，他认为在金利源码头的刺杀事件中她牵扯太深，无法洗清。目前巡捕房被整个事件搞得焦头烂额，还顾不上她，在他们想到她之前，最好是逃离上海。他想他自己也到该离开上海的时候啦。他现在有一笔钱。他多生个心眼，一进禁闭室，就把顾福广让他转交特蕾莎的那张支票卷成香烟大小的纸卷，翻开皮鞋的汗垫，在靠近脚跟的地方挑断缝线，挖个口子，把支票从那里塞进鞋跟的空隙里。他决定只要离开警务处大楼，头一件事就是去银行，兑现这张见票即付的票子。免得账号万一被查封。然后他要去公济医院看望一下特蕾莎，他觉得自己又怕见她又有些想见她。无论如何，就为这笔钱，他也该去见见人家。
他满怀憧憬，期待着他将要与冷小曼一起度过的未来日子。也许先去海防，随后坐船去欧洲，或者美国，但他不知道这笔钱够不够他把家安在美国的。
少校在宽慰他，让他回家休息一两个礼拜，然后来政治处上班。他当然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少校，他想少校给他放的这假期，岂不正好给他提供足够的时间啦？两个礼拜，他可以安排好所有事情，买好箱子，订好船票。
他在公济医院看到尚在半昏迷阶段的特蕾莎，阿桂陪侍在单人病房。几分钟前她醒来过，喃喃说过些什么。他握着她的手，没说话，没有回答她。不久她又睡着。
他在医生办公室找到那位德国医师。手术很成功，她会再活上五十年的，人家告诉他，可那颗子弹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幸亏有那条腰链，幸亏那个大金坠子挡在前头，可也正是这坠子带来那种遗憾。子弹打在坠子上，从坠子的一侧滑过去，钻苹特蕾莎的腹部，钻入她的子宫，她再也不能怀孕生孩子。
他在病床前握着特蕾莎的手，感觉到她手指的抽动。他没有立刻离开医院，他在那里一直等到天黑。
那天晚上在福履理路家中，他没能说服冷小曼。他甚至连提到那事的机会都没有。冷小曼像换过一个人，他不知道在他被警务处关禁闭的这几天里，她的身上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他只觉得她好像在哪里彻底清洗过一番，突然变得振作起来。随后他就明白过来，他的那个计划很可能无疾而终。
他还不懂得为什么党对冷小曼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她说，所有的一切都是顾福广害的，她以前是受骗上当，可现在她找到真正的党组织，她有一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他告诉她，他想离开上海。她沉默——
“为什么你不能留下来呢？你可以帮助我们。”她说。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他觉得意兴阑珊。
“你是好人。你应该做我们的同路人。”她借用他以前说过的大话，她在提醒他。
他再次觉得她像他看过的哪部电影中的女演员。可他至今想不起来那是哪部电影。他有种隐隐的感觉，好像她是个刚刚度过某种周期性低潮阶段的女演员，又再次恢复活力，再次容光焕发，再次站到舞台上。她曾短暂丢失那种形象，也许因为疲倦，也许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精神崩溃，他不知道他更喜欢哪一个，是眼前这个光彩夺目的形象，还是那个迷惘、不知所措、顾不上整顿自己（甚至有些邋遢）的形象。他觉得这两个他都爱不释手。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呢？”他再次问道。
“眼下就有一件重要任务——”他觉得有些好笑，她已不知不觉使用“任务”这种字眼。
“顾福广在那次抢劫行动之前，绑架过一个电影公司的摄影师。他让这个人拍下整个过程。党组织找到几个受过他欺骗的同志，得知这一情况。那盘胶片对党组织会造成严重危害。顾福广在电影里冒充共产党人发表声明。必须找到这盘胶片，销毁它！党组织得到一些情报，万一这盘胶片落到帝国主义分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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