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误伤事件要是发生在平时，他们怎会善罢罢休？可这会——尽管驻上海的各国军队总数有上万人，尽管黄浦江面上停泊着几十艘重炮巡洋规，尽管驻马尼拉的美国海军舰队随时可以出发，四十八小时内抵达上海，受到伤害的中立各国代表竟全体默然，就这样让事情悄悄平息。历来在与南京的各种争端上，他们从未表现出如此大的忍耐。有什么办法呢？连日来，他们对这块土地上前所未有爆发出的民众爱国热情，对中国军队突然表现出的战斗能力印象深刻。
萨尔礼少校站在薛华立路中央捕房门口，陪同警务处总监迎接客人，只有在重要场合，他才会穿上这套高级警官礼服。大门里侧，全体外籍警员分列三排，头戴镶白圈黑色钢盔，步枪上肩，等候来宾检阅。虽然日本军机近来频频进入租界上空，商业区多次遭到炸弹“误伤”，薛华立路沿街仍有少数好奇市民围观，人群聚集在捕房西侧花园的铁栏围墙外，冬日阳光照在花园八角小亭的琉璃瓦顶上，平添一股安详懒散气息。街对面那家小店的“Heng Tai & Co”⑵招牌下站着几个小孩，好像在游戏途中突然被警察持枪列队的景象吓得愣住，动作突然凝固，停顿在刚刚嬉闹时的位置上。
客人是公共租界日本驻军司令，由日本领事馆一等秘书泽田⑶先生陪同前来法租界警务处，目的是讨论战事延续期间法租界的公共安全问题。
少校意气消沉。自从上个月二十八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闸北江湾中国地界多处发起攻击以来，租界里大多数白人都日渐消沉。可少校的萎靡不振来得更早，七月里那起震动上海（甚至惊动巴黎朝野）的事件发生以后，他深切预感到租界未来的悲剧命运（他曾对此极为乐观），欧洲白人在亚洲殖民地的悠闲岁月终将变成一种美好记忆。没人会为此责备他，但他却在自责。他觉得正是像他这样肩负重任的一些人，无视时代的变化，坚持早年那一代冒险家的老套做法，以为单凭机变权谋就可以操控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就可以把租界牢牢掌握在手中，随意吸取这块土地上的财富，才导致这样的结局。
警务处主楼台阶处，值班秘书匆匆奔下，疾步跑到门口，把一纸电话记录交给警务处总监。麦兰总监看完后，递给萨尔礼少校。电话是从日本驻沪领事馆打来的。电话记录上说，原定今天上午十时泽田先生访问法租界警务处的行程已取消。原因是今晨八时三十分左右，两颗炸弹落到日本总领事馆东北墙内侧，虽然并未造成伤亡，但日本方面认为外交官出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警务处值班秘书收录此件后，旋即电话各方作简单咨询。公共租界的马丁少校告诉他，那两颗炸弹是从黄浦路紧靠领事馆的一处货栈房顶上投入日本领事馆的。
毕杜尔男爵坐在法国总会酒吧间里看报纸。窗户紧闭，窗外草坪干枯稀疏，梧桐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室内还是温暖如春。
他被报纸上的漫画吸引。意大利人马里奥的时事讽刺画。背景是一幅上海地图。一架飞机悬挂在地图上空，正朝着地图扔炸弹。地图东北角早已被炸成一个大洞，一股强风正在把漂浮在空中的大批炸弹吹向地图西南部，吹向他——以及他的合伙人斥巨资囤积的土地上。
直到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毕杜尔男爵才认识到事情的可怕。在此之前，他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去年秋冬以来，他和他那帮土地投机商私下里始终抱有此种观点：认为要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真的能出手教训教训南京，倒也不无益处。在日本领事馆的招待酒会上，他甚至以微妙的方式向那位泽田先生表示，租界里很多像他这样的外国商人都觉得，先进的亚洲国家完全可以在租界大家庭里多担负一些责任。说到底，日本海军如果仅仅是想要炸毁南京政府以大上海计划之名在市区东北角上兴建的新城，所有人都会从中得益啦。
三天前，他亲眼看到乘坐汽车的日本便衣队朝人群扔出炸弹。他看到弹片割破路人的喉管，看到卷成一团的肠子从腹腔里滚出来，灰尘裹着肠子，看上去像是一团裹着面包屑和绛紫色果酱的条状奶油。毕杜尔男爵握着他朋友（一位眼界开阔的地产投机家）的手，眼看着他的脖子像一根破管子，噗噗向外吹着粘稠的红色气泡，眼看着他断气。
林培文和秦俟全趁着军舰炮击的间歇，乘舢板越过苏州河黄浦江交汇处的花园湾，沿着堤岸进入黄浦江南段，从南市的码头上岸。步行横穿中国地界，来到法华民国路。法租界已被军警封锁，那些穿过市区的港汊，在靠租界岸边拦起通电的铁丝网，铁网背后还停着装甲车，架着机关枪。道路闸口也彻底关闭，以阻挡潮水般涌入租界的难民。在这种时刻，他们还能自由出入租界，全靠那幢房子的特殊地理位置。当初租下这幢房子做联络点，谁也没想到它还会带来这项便利。这幢弄堂房子地处法租界，可它的东厢房窗户却面对华界，租界巡捕没顾得上在法华民国路拦一道封锁线，只在民国路几条交叉道口关闭闸门，架设路障。他们在窗口挂一条绳梯，便可轻易进入租界。今天凌晨，他们悄悄沿同样路线进入黄浦路那家货栈，爬到屋顶上朝日本领事馆扔进几颗炸弹，此举是为报复日军派出便衣队袭击普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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