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和曹振武结婚以后，你也从来没有想起过这些事情。或者是，你不敢回想。你不愿回想起来。走出监狱，你就像换一个人似的。要不是有人问你，你究竟记得不记得在那里发生的事？你犹豫过么？你拒绝过么？难道事情不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曹振武要救你，就要找一个理由，而最好的理由不就是你是他的老婆？你到底在什么时候向他打听汪洋的？有没有那杯咖啡？那杯在你的记忆里冒着腾腾热气的咖啡？
到最后，组织上突然说（没有任何征兆）——其实是老顾打破沉寂，他说，组织上相信你。这让你如释重负。不，不光是如释重负，你简直是感激涕零。你终于得到结论，你最终被证明是忠诚的。
可是从这一刻起，出狱以后所有的那些安逸生活再一次离你而去。桂林南郊那幢带花园的公馆，花园里那几棵红豆树，佣人老黄和他的一家人，无疾而终的怀孕计划，还有巴黎——
突然之间，她好像一下子回到从前的日子，紧张，疯狂得近乎快乐。不是她再次找到革命，是革命再次找上她。
第十三条：假如他对这世界抱有同情，他必不是革命者。他应毫不犹豫地毁灭这个世界。他应仇视所有，且一视同仁。
按照老顾的指示，她像群力社其它同志一样，把这份纲领牢牢记在脑子里。他们不断背诵，逐条讨论。刚开始，她觉得这事多少有些可笑。可渐渐她就觉得不但不滑稽，而且确实有效果。语言是有力量的，它的确可以净化你，提升你，让你越来越坚强。当她软弱的时候——她不是一回到曹振武的身边就开始犹豫么？在南京，在桂林，她不断与自己辩论。在香港的码头上，她甚至起过阻止他上船的念头（可她不知如何开口，更不知如何解释这复杂的局面）。甚至在吴淞口邮轮停泊，等待快艇前来接他们的那一两个小时里，她还在怀疑这一切到底对不对，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幻觉。她在船舷边还哭过，因为她憎恨自己的犹豫不决。阳光照耀她时，她口中喃喃有词，背诵纲领上的这句话（她记得那个洋场小开好奇地盯着她看）。
天已大亮。
她很少出门，她觉得自己像是个被遗弃的人。别人要求她藏身在贝勒路这间房子里，尽量少出门，尤其是白天。她想做点什么，但没人派事情给她，也很少有人来找她。邻居们觉得她大概是个弃妇，单身女人，白天窝在家里不少见，但夜里也不出门，整天都不出门，别人就会好奇。
他们告诉她，她在曹振武遇刺的同时失踪，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她，到处是她的照片。毫无疑问，她会被当成重要的嫌疑对象。也许此刻她就在警备司令部的通缉名单上，也许连租界巡捕房的黑板上也钉着她的照片。只要稍微调阅一下档案，人家就会吃定她——龙华监狱一定有她的完整档案。
承租贝勒路房子的是林培文。冷小曼刚住进来时，他们告诉她这里是联络点，老顾也常来，就在过街楼的窗户前拉开桌子，骨牌倒在桌上，噼里啪啦，邻居一听到打麻将的声音，对楼梯上的陌生面孔就不太当回事。
林培文一副公子哥的派头，动辄夹着几本书，好像大学生。他这样的人，在外面租个房子，房子里放个漂亮女人，别人也不会奇怪。好吧，就算这女人看起来比他大几岁，也是个合乎情理的故事。顶多朝他诡秘地笑笑——年轻人，要当心这种女人。
后来就很少有人来找她。日子安静得几乎有些古怪，夜里她不大容易入睡，白天醒得晚。起来以后也不出门，多半时间坐在窗口发愣，恍恍惚惚就是一天。昨天夜里，他们又开始使用这个联络点。不管怎样，组织上并没有忘记她，组织上记得她在这幢房子里。老顾告诉她，前段时间暂停使用这个联络点，组织上考虑的是她的安全。
今天早上，她觉得自己又在渐渐活过来。她想还是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她要再去跟老顾说说，她想要参加工作。她决定出去走走，她猜想要是再不出门，躲在这里，害怕被人认出来，她就真的会变成胆小鬼。她就会忘记该如何在大街上坦然行走，她就会害怕路上的陌生人，别人看她一眼她就手足无措。那样她就再也不适应城市地下工作。
她起来梳妆打扮，哪怕去八仙桥菜场买点什么也好啊。九点时她走出弄口，贝勒路就像往常那样行人稀少。烟杂店已开门做生意，日用五金杂货铺的门板还没卸下，伙计蹲在马路沿上漱洗。她站在弄堂口左右看，等着拦下第一辆路过的黄包车。
街上安静得出奇。阳光冷冷地照在她脚边，脸盆里的水泼在柏油路面上，嗤啦作响，好像那水正在急速地渗入地底下。像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她，让她不自在。她安慰自己说，这是多日不出门的缘故。尽管这样，从旗袍底下，从她的膝盖往上，还是有一丝丝凉意让她直冒鸡皮疙瘩。
她觉得站在几十米开外的几个家伙，怎么看都不像好人。不像是寻常人。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一个煞有介事看着弄堂口墙上贴的行医广告，一个抄着手吸烟，还往马路这边看。
她扭头向南，决定到贝勒路那头的路口找车。
可在街角，她看到一个熟人。这人在对面街角，正向东转去。他忍不住又回头朝这方向望一眼。身前挂着一只照相机，她认出他来，可她不能确定对方认出他没有。她赶紧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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