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一片混乱，她却没像寻常路人那样驻足观望。她扭头就走，疾步离开，趁乱穿越巡捕房设置的封锁线。他全看在眼里，她跟在年轻人背后，她把目标丢失。
他想起少校有关情报员想象力的论断。他觉得自己单靠想象力就把过街楼窗口的女人与军火交易联系起来，进而猜出过街楼就是那天夜里他们碰头的地方。的确够得上当个合格的情报员。他原本被迫暗中窥度特蕾莎行踪（目标仅仅是她一个人），其余的人都伴随她而来，进人他的视线，是附带的，是次要人物，是他绞尽脑汁时的应急招数，是故事难以为继时的替代角色。等到他看见这女人，顷刻之间，所有人物在他的头脑中全都各自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不过这会他把他的想象力用在猜度她惊慌失措的心情上——
趁着巡捕们乱作一团，他独自一人跟在女人身后。她在红砖砌墙的阴凉深巷里疾走。砖墙下半截用水泥涂抹，沾满褐色的水锈和墨绿的青苔。阳光下，几缕飘舞的棉絮掉落在头发上——此刻是烫卷短发。船上那会，她梳着爱司头。旗袍比薄呢大衣略长出一截来，鹅黄和绿色的格子。转过夹弄时她的身体向左一侧，头部向前略倾，好像转弯那头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孔，值得用这方法来让人家大吃一惊。等到她手臂一摆，从墙角消失的那一瞬间，米色的大衣下像是有条鲤鱼在扭动。
那天早上第二次再来贝勒路，一看到那女人站在窗口，他就猜出故事的一大半。出于某种他自己这会还弄不清楚的原因，他没有对马龙说实话。
连脾气最古怪、从来都是板着脸的安南巡捕也不再让他害怕，这得感谢少校。他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快活地朝安南巡捕叫嚷，用的是法文，没人听得清他到底在说什么，也没人想搞明白。
她朝他瞪眼，但还是顺服地跟着他走。他带她转上一条鹅卵石小道，两旁是齐膝高的围栏，圈着草坪，小路穿越草坪，通往荷花池。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因为他在船上看到她掉眼泪，也许因为他并不认为一位美貌妇人也有可能是致命的，也许因为他总是隔着镜头去看待那些让人恐惧的危险事物。可少校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金利源刺杀案是共产党干的。
“你倒没带着照相机？”她突然回过头来说，没意识到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近乎坦白承认。
她茫然注视着池塘边的水草，注视着灰喜鹊。
“那么你想起我来啦？”他自己也想起那些海上景色，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的鱼群，用灰绿色帆布遮盖的救生艇，甲板上的胡桃木小桌。她怏怏不乐，惊讶地看着他的照相机，恼怒地扭头离去。
此刻她也同样恼怒。她一言不发，试图用最冷淡的方式扫视他一眼，转身便走。
小薛在她身后说：“那是我的职业，我是摄影师，嗯，摄影记者。”
这当然不是说谎。他一直都在把照片卖给报馆和通讯社，何况是现在。少校说，你不妨有另外一个职业。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巡捕房的番号，那你就要从下级探员干起，按年资提拔。但这里是政治处，我可以破格录用情报人员。适当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在你的述职报告下面加上几条评语，租界警务处可以直接让你当探长，甚至督察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有个公开职业，暗中来帮我做事。
少校打两个电话，约人家到法国总会喝上几杯。第二天《Le Journal Shanghai》⑴的主编就让人送信给小薛，他一到报社的写字间，就有人把聘书交给他，还递给他一盒烫金的名片。卡片上一面是法文，一面是中文。
她脚步一顿，犹豫片刻，猛然转头，眼睛里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小薛突然意识到，他的轻佻言辞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租界各种小报花掉整整一个星期的版面，把真相告诉给饭桌上亟待猎奇的小市民，她是刺杀案的同谋，她是金利源码头枪击事件的主谋，编辑们还找来她的照片，以证明她的美艳和蛇蝎心肠。
几家外国报纸和一两家严肃的中文报纸谨慎地（附有确凿的书面证据）指出，暗杀事件可能跟赤色暗杀组织有关。报纸同时刊发刺客团的正式声明（提供者身份不详。）。
少校明确对他说，这是一帮共产党。
这会他俩站在湖边。实际上，那只是个小水塘。往前走几步。有个木板搭建的水榭，用木桩支撑，插在水底的淤泥中。夏天在那里举办夜间音乐会，拉赫曼尼诺夫、德彪西，还有“美男子”萨蒂——lebeau。此刻在阳光下，这儿只有蝴蝶，还有几种不知其名的小虫。
他不太害怕共产党，在他眼里，他们都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也许现在正躲在租界外的某个偏僻省份。他们都是些胆大妄为的学生，几年前他们在上海闹出很大动静，租界里的外国人惊慌失措，他自己还有些幸灾乐祸呢，可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尽管如此，他们干的事情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在租界里，他才好算是主人，说不定他能把他们像客人一样招待呢——
“你放心，我可以做你们的同路人——”，漂亮话甫一出口，小薛的心里便有些发虚，微风荡漾，身影在湖面上阴险地扭动，像是个告密者。
“我同情你们。”他换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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