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怀抱着这样一种近乎自我牺牲的精神来诱惑他的。因而她的举动如此庄严，几乎有些滑稽。她帮他煮麦片粥，从一个原本可能是金色的大铁罐倒进奶锅里，加上水，加上奶精。他们一起寻找糖罐，可最后还是找不到，倒是在咖啡罐的盖子上，看到几块方糖。
他们在喝粥，没有说话。他心不在焉。而她呢，看起来又疲倦又绝望，用小匙一下一下往嘴里送，皱着眉，好像那是可以用来麻醉自己的一种苦药。
她尝试着对他说点什么。她想，当初她参加革命前，别人是怎样引导她的呢？她试着从下午刚发生的事情入手，假装到现在还在对巡捕房蛮不讲理横行霸道生气，兀自愤愤不平（其实那在租界里实在是太常见啦）。她想，那足以激发他对帝国主义的朴素仇恨。但后来她觉得这愤怒难以感染到他，说到底，最后让他们俩离开老北门捕房的也还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她觉得要把抽象的真理转变成一种具体切身的感受，实在是太难啦。她希望他来与她辩论，她希望他对她说巡捕房里也有好人之类的话。甚至到后来，她自己对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朋友就是好人，也许他确实是好人，问题在于他从事的职业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可他却苦笑着回答说，他觉得连他自己都不是个好人。
“你当然是好人！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救我呢？”她差不多是大叫着说出这句话来，没有察觉到这说法的前提稍稍有些可疑。可是如此一来，她倒变得专注起来，不再疑心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不再需要不断用意志来强迫自己。一心一意只是想去说服他。
而他呢，好像一旦别人进入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进入到他最真实的生活空间里，他就有责任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职业，有责任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沾花惹草的租界小开。他开始摆弄起他那堆东西，药水啊底片啊，窗帘拉起还不够，还用图钉在窗子四周钉上一大块厚布，又打开一只红色灯泡。
她觉得时间在白白流逝。她开始感到，单单靠言语无法让他们各自的思想合而为一。她上前几步，从背后抱住他，抓他的手腕，迫使他放下手中的小铁盒，胶卷盒在桌上滚几圈，停下来。
她觉得这太像个严肃的命令，因此在说出口之前，刻意想让它带上点乞求的味道，可实际上在别人听来（如果真有别人的话），声音却像是带着哭腔：“我要热水，我要洗澡。”
她怀着一种纯洁的使命感去洗澡。所以她只要一壶热水（等待一壶热水是庄严，等待第二壶热水就近乎滑稽）。可是，也正因为这种使命感，她并不觉得冷，尽管此刻夜凉如水。
她确实洗得很庄严。如果那是一幕电影场景，如果一定要配上一音乐，她觉得应该是《国际歌》。尴尬的感觉……在她洗完之后悄悄浮现，像是一丝不和谐的音调……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件袍子。哪怕是一块床单。她无法想象自己就这样赤裸裸走出浴室。她在那件虽然汗水已干，但摸上去仍旧有些发粘的旗袍前犹豫半天，一狠心，转身打开门，勇敢地走出浴室。
她看到小薛差点连人带椅翻倒在地。他坐着，面朝浴室的门，腿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两条椅腿支撑着座椅，前后摇摆。她看到他睁大眼睛，突然——向后倒去，不是使劲向后寻找支撑的臂肘，而是椅背撞到桌上才让他重新坐稳。她本以为自己会英武地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衣领（她忘记他脱没脱下领带），然后一步步把他倒推进卧室，倒推至床边。天知道她的这番想象是从哪里来的。她多半还想过应该由她来给他脱下衣服——当然不能真的全由她来脱，她只需解开他的扣子，其余步骤也许当两人身体搅到一起时，就会自动完成，褪落在地。
突然发生的变故完全是个意外，完全打破预定的进程。她像个忘记台词的笨蛋——她看到过她们慌慌张张捂着脸奔下台去的样子，她差不多也就那样，捂着脸自顾自跑进卧室。
其实，直到这会之前，她从未认真想过这件事——如果你一心想要完成一个重要目标，某些具体的步骤多半就会隐藏在哪个暗淡的角落，你很难会想起它们。也不能说她完全懵懵懂懂，像只小鸟一头撞上捕网，她结过两次婚，要不是曹振武那上头时不时有些小问题，她连孩子都早该有啦。
头脑中仍旧一片空白，平躺在枕头上，她慢慢平复呼吸。闻到嘴唇边一丝奶精的甜香气味，视力恢复的瞬间，她看到左下方乳晕上沾着一粒桂格麦片的残渣。她命令自己不要说出那句让她感到特别庸俗的话来，可最最让她感到庸俗无比的是此刻她觉得这句话万分真切，她还是忍不住说出来：“我觉得一从来没有那样好过……”
三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
在皮恩公寓特蕾莎的客厅里，小薛一眼看到那个他跟踪过的人。
陈子密，现在薛知道他的名字。热爱档案文件的萨尔礼少校曾让他在薛华立路警务处政治部秘书科的小房间里阅读过一些东西。他贸然——大早就跑来这里，原因是他担心，特蕾莎会一头闯进福履理路他自己家中。不用说，特蕾莎报复心很重，容不得有人一边对她说他爱她，一边在家里藏着另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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