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厅总管正利用这个时间，把字纸篓离得单据碎片、纸团等统统倒在桌子上。有些他连看都不看就立即扔回字纸篓，还有一些则一一过目后才扔回去。
“那么照你说，古托夫完全是不经意碰了警察啦？”方友春从洗澡间里问，尽量把嗓音抬得高过水的哗哗声。
“上帝作证，当然是的！”湿巴摩一面忙于自己的勾当，一面回答，“您还不知道，腊祖莫夫斯基的那些朋友是从来先动手的！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可是这回却出了这么个岔子……唉，当然啦，警察正等着找碴呢，冲上去就拧古托夫的胳膊，古托夫急了。那还不急？一把把两个人推开了，有一个，老实说，摔得够呛。总之，把他抓起来带走了。惹事的显然找个地方藏起来了。直到天亮才露面，在钢琴上睡觉，不要脸的家伙……”
湿巴摩袒护袒护那些白卫分子，以为师哲远对他们不了解。古托夫打人这段他讲得尤其生动。那个二米高的小伙子连吃饭的时候都不摘下手套，因为他的手指上绑在铅块。所谓“不经意地把两个人推开”，听起来可真是无懈可击，不过，毫无疑问，这句话应该理解为，他至少揍了五个人，其中有两个要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
“打碎了不少瓷器吧？”从洗澡间传出方友春的声音。
“没有，真是万幸。本来可能会糟的多的。我要是您的话，就到警察局走一趟，把古托夫保释出来，他可是腊祖莫夫斯基的朋友，而且一向……跟他们最好把关系搞好，这可是些体面人呀。那个鲁金可以撵走，掐着脖子撵走……”
“我和谁都要搞好关系，我谁都喜欢，”方友春说着从洗澡间里走了出来，一边系着领带，一边说，“只要付钱就行。鲁金也付钱呀……”
“可是他辱骂新俄罗斯党！”
湿巴摩在屋子当中垂手站立，眼巴巴地瞅着方友春，一副又激动又忠顺的样子。字纸篓已放回桌旁，好像没人动过似的。
师哲远早就留意到，每当湿巴摩得以毫无阻挡地翻检他的字纸之后，那家伙就流露出一种近似狂喜的感情，仿佛他干的是一桩桩重要的事，关系到某项巨大的冒险事业，而且要不是有他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世界上准会出什么大乱子似的。
“每个人都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嘛，”方友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我们有言论自由！为了这个自由，我情愿蒙受砸碎盆盆罐罐的损失！”
第五章 方友春的“幸福生活”（下）
就在同一天，七月十二日，在日本副外相酒井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在交谈。一位是办公室的主人，四十岁左右，温文尔雅；另一位是他的宾客，头发花白，神情端庄。他们相向而立，中间隔着大会议桌。站在副外相对面的是吉村贯一郎。
吉村昨晚得知副外相有请，大吃一惊。吉村是已故黒田的朋友，而且完全同意黒田对日本外交政策的观点。最近一个时期，当乌云在黒田头上聚拢的时候，吉村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就开始回避与他的交往。吉村谨慎小心，从不当众发表讲话。他知道，只需一纸两人签字的检举信，即使是天大的前功，也难以保证他免遭铁窗之灾。但是，要他象许多人那样驯服地接受既定国策，他同样也无法做到。吉村本人想躲在暗处挨过这场灾难，他觉得他已被人们忘却了，可是突然间竟接到这样一个意外的邀请。
酒井先生终于开腔了。他微笑着，因为他很高兴来发布这样一个好消息：吉村先生受到上峰的信任，委派吉村先生赴俄就诺门罕事件进行谈判。酒井他更清楚，吉村先生是在怎样一个复杂的时刻奉命赴俄的，可是，既然当此危难之秋他能被国家选中，就意味着国家对他是何等深切的信任。
“我深感荣幸。”吉村慢腾腾地说了这句话，便又沉默下来。
“我知道您想要说什么，尊敬的田村先生，”酒井板着脸，轻声地打破了沉寂，“您是黒田先生的朋友，我们现在且不讨论那个殃及死者全家的悲剧性误会。但这个误会被日本的敌人解释为军人的阴谋，那纯属中伤。据我所知，您是同意我的看法的。”酒井的眼睛紧盯着田村。
“是的。”田村直视着他。
“我对此毫不怀疑。我也同样相信，您一定不负此行。”
副外相一鞠躬，示意谈话就此结束。田村还了礼，慢腾腾地走出了办公室。为了思考刚才听到的一席话，田村需要凝神独处。
田村是一个谨慎而又有远见的人，但即便是这样，他也未必能够想得到，就在他下楼的时候，正有两个人从副外相办公室的窗子里目送着他的背影。一位是酒井，另一位是杉森中佐。
汽车门田村身后砰然关上，杉森望着远去的汽车问：“他怎么样？”
“还是那个样。”副外相回答道，“当然喽，公开是不敢说啦，可是想法照旧。”
“这就更好了。”
“不明白。”酒井转身对中佐说，“我不明白，杉森先生，对本部决定把一个持有如此危险观点的人派往莫斯科应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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