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脑门上－－－这是用铁管打得，舌头也不好使了，眼珠也好险没打冒了。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请问到底是为了什么？”
坐在对面的田川经理和他的助手。他们听着方友春诉说委屈，一边喝着茶，一边不时深表同情地摇晃着脑袋。
“真的不得不问一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方友春唠唠叨叨地往下说，“就是因为我一生厌恶政治？不愿意搞政治？……要不然又为了什么呢？打破头我也想不出他们是怎么把个旧照片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这就闹起来了！是啊！我是在红军里干过，不干我又能躲到哪去呢？那时候人家说：谁不跟着我们干就是反对我们！叫谁谁都得干，连你们也得干呀！……象我这个新疆去的哈萨克人，父母又都是有钱的主儿，敢说个不干？！说杀不就给杀了！”方友春哽咽着，连喝了几口凉茶。“我在那个该死的军队里没放过一枪，一枪也没放！一直呆在司令部当翻译。幸亏我爹教给我说俄语。没多久我就从他们那里跑出来了。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叫我到哪去呢？现在看来，当时真是走投无路啊！在那边硬捏着鼻子给穿上军装，可在这边－－－又险些被人打死！……”方友春悲痛地摇了摇头。“在这边头三脚我是怎么踢开的！住在二十六阶楼梯上面的一个小阁楼里，也就有你们这张桌子大，屋顶破烂不堪，下场小雨都漏。有谁同情过我？我开始到罗托斯供事的时候那是干什么烂摊子你们知道吧！我没白天黑夜地干着，就有这么一件衬衫－－－到来晚上脱下来洗，早晨湿着就穿着干活去了。冬天冻得直流眼泪啊！可又有谁管过我死活呢？可是杂耍演员方友春当上了老板，几乎掏空了口袋拿钱买下了舞厅，而且把它经营成了本市的一流舞厅。这回大家可都找上门来了……可我跟谁都没有特殊关系，没有一点政治上的关系，纯粹就是个商人。”
他不说话了，忙忙呵呵地翻着自己的口袋，终于掏出了一条揉皱了的大手帕，擦干了前额沁出的汗珠，又抹了一下眉端那薄药布里渗出的血。
沉默了一会，襄理轻轻地开了口：“方先生，您看您一再说对政治不感兴趣，那么请问您为什么每天早晨都要烧报纸？难道这不是一种抗争吗？”
“对呀！对呀！正是啊！”方友春兴致勃勃地赞同，“我真想说，这就是我我反对一切政治的一种斗争方式，明白吗？我……”
“这不是很清楚吗，”田川笑呵呵地打断了他，“当人家试图用报纸来劝勉你做某种事情的时候，您却把报纸付之一炬；而当有人对您抡铁管子的时候，您又来向我们求援。要知道，我们正是那些爱看报纸的人。”
“原来如此，”方友春重重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真是打搅了，对不起。”说着一瘸一拐地向门口走去。
“没关系。”田川冲他背后笑着说，“回去吧，方先生，回去再好好考虑一下。您是个商人，理应知道如论如何什么事情都要讲个价钱。”
“可是您讲的并不是钱哪，这就不是商业了。”方友春站在门口答道，然后躬身一礼，走了出去。
田川向着方友春走后复有闭陇的门沉思地凝望了好一会，然后轻声说：“一个理想的人选……新疆，红军，哈萨克斯坦……”
田川凝视的门此刻又缓缓地开了，方友春的头从门缝里探了进来。
“我考虑过了，”他苦笑了一下，“所以我又来了……”
第九章 第二次握手
第二天一整天方友春是在家里度过的。他谁也不见，也不接电话。
为了对下一步棋作出某种决定，他必须与党中央派来的人会面。
昨天，在富士银行经过四个小时的商谈之后，快活的方某已经被日本特务机关雇佣了。他勉勉强强、委委屈屈地总算是同意下来了。他们暂且没告诉他任何具体的事情，不过在与他告别的时候确实礼貌有加，还答应帮他修复舞厅，还要找腊祖莫夫斯基算账（田川装得与腊祖莫夫斯基有一面之识似的）。方友春到家没有两个小时，富士银行就打发人送来了一张装在信封里的支票，支票上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晚上七点，方友春在自己的房间里用过晚饭，往沙发上一躺，睡着了。八点半他醒了过来，起身进了浴室，详细查看了一番开始愈合的伤口，随后便坐到办公桌旁开始等待。立在办公室角落里的大钟瓮声瓮气地敲了九下，方友春拿起了电话。
“我要国民旅社……三十七号……我找艾利赫·冯·李登别尔格先生听电话。”当三十七号房间的人接电话的时候，他说，“我是为家具的事……”他静静地听了对方只有几秒钟的讲话，说了声“好吧”，就挂上了听筒。
方友春来的旅社楼前时，天色已经大黑，他穿过正厅，走上二楼。房间在走廊的尽头。走廊上空无一人。方友春敲了敲门，门内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用德语回答。
“为家具的事……”方友春说，于是便得到允许，走了进去。
方友春一迈进门就站住了－－－－屋内漆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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