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牛奶，”方友春平静地说，“可不是纯种奶牛的。所以它不是给上等人喝的。”
湿巴摩象殉道者那样翻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深深地叹了口气。
方友春若无其事地做了两个剧烈的曲蹲动作，又走到镜子前面照了照，然后钻进了洗澡间。
“有什么新闻吗？”他从门里问。
“没什么，夜里又……”
洗澡间里传出了放水的声音，方友春很快又出现在门口。他穿着单薄的浴衣，紧裹着结实的身躯。
湿巴摩还是原来的姿势站着，不知所措地陪着笑脸，他正在尽量不露声色地把被牛奶湿了贴在腿上的一条裤脚揭开。
“是这样的：夜里，方先生……”他接着报告。
“好啦，这以后再说吧。都以后再说……”
他俩走到从办公室通往舞厅的楼梯平台上，方友春回手锁上门，把钥匙挂在腰间。
“快乐的方某向你们问候，诸位！”他大声说完这句话，就飞似地跑下楼梯，穿着草编拖鞋的两脚腾腾地捣动着。
舞女们七嘴八舌地向老板道早安。
方友春个子不高，剪着短短的平头，再配上那稍显扁平的鼻子，是他的样子颇像个职业拳击家。当方友春沉默的时候，他会显得很严肃，可是爽朗、天真的笑容又让他的脸显得单纯、善良，甚至有几分傻气。
方友春穿过大厅，下了台阶，一头钻进厨房。那里早就忙活起来了。年轻的中国小伙计们有的切菜，有的剁肉，有的和面，好不热闹。他在厨房里转了一圈，走到一个冒着热气的汤锅旁边，舀了一勺锅里煮的东西尝了尝。
厨房的一边挂着几块牛肉。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托米林正在那里张罗着过磅。他过去是位公爵，现在是罗托斯舞厅的厨师长。
他已经六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身体健壮，精神奕奕。他并不顾及自己原先的爵位和那把子年纪，干起活来总是一丝不苟，而去很有气势。自从在罗托斯工作以来，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从来没有发过半句牢骚，甚至没有流露过嫌儿活累的意思。上自老板，下至厨房打杂的伙计们，他对所有的人都不冷不热，同等相待；对自己这种新处境的重压他报之以忍，从来没有打算避重就轻。他相信一点：眼下的遭遇是对他过去生活的报应，而新的生活尚可期待于未来。夜里，他在冗长的祈祷中只求一点，求上帝帮助他活着返回祖国的那一天，到那时，他就死也瞑目了。
很难理解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为什么不回国。他对苏维埃政权无仇无恨，既没有公开反对过，又没参加阴谋活动。只要他回到苏维埃俄国，至少不必每天在炉台边一站十二个小时，而还可能用上他的法律知识和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但是，他总是犹豫不决，延迁时日，似乎还在期待着某种无可指望的事情。除了那个与他一起逃出的使女安菲沙之外，他已经无亲无故了，眼看着年逝人衰，可是苏维埃政权却依然如故，丝毫没有垮台的迹象。
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看见方友春走到磅秤前，便闪过一边，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早安，公爵。”方友春兴冲冲地说，又转向正在为牛肉过磅的人说：“拿开，拿开，轮到我了。”
牛肉块子被拖到一旁，方友春站到磅秤上。
“劳您驾，公爵……”他请求道，于是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开始往下拿砝码。
托米林对方友春相当尊重。他很喜欢老板的怪癖、干劲和办事的魄力。
“怎么回事儿？”方友春盯着磅秤杆儿惊讶地说，“又长肉了！”他拍拍自己的肚子，从秤上跳了下来，“没关系，可以叫它掉下去点！”这时他走近托米林，小声问：“怎么样，公爵，想家吗？”
老头看了看方友春，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用手指着一个地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教育部直属州人民教育局，”他按音节费力的读出了这串名称，“就是这个机关现在占着我的房子，所以我现在并不想回去……我还是在炉台边呆着吧。”
公爵最后这段话是违心之言。但是方友春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然后朝上面喊：“湿巴摩！我今天要拉六个！不，啦七个！”转过身又向公爵说：“我感到难过的是俄国人总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真没办法。”
“这都是因为绝望,”老头说，“因为孤独。”
“你怎么样呢？”
“我？”公爵苦笑了一下，“我可不！我和谁都没有瓜葛。我是处在同温层，气温是零度。”
舞厅门口，当街听着一辆卖菜的木板手推车，四周围着一群孩子。有七个孩子已经坐到车上了。
卖菜的站在旁边，这是个年轻的中国人，土布裤子挽到膝盖，脚穿一双方友春穿的那样的草鞋。他每天清早给罗托斯舞厅的厨房送各种蔬菜和调料，老板就利用这个机会用他的菜车推孩子玩。
以前方友春曾帮助过这个卖菜人的老父亲治病－－－抓药，请大夫，周济他钱。老头的病治好了。他儿子没有别的方法来表示对方友春的感谢，就想一辈子给他免费送菜，不过方友春不同意白要，还是找旧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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