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加伦的参谋长，施特恩在步炮、步车以及陆空配合上，都显得十分熟练，其中最出彩的一笔，是横渡哈桑湖，抢占东坡。它的作用不仅是切断52高地和张鼓峰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这一制高点，向炮群指示集中攻击的目标，苏军的火炮攻击由此变得更准更狠。
但是，再好的幕僚长也难以完全代替主帅。施特恩细节上抠得不错，对战局的整体把握却难以与加伦相提并论。加伦是集中兵力对日军据点进行逐个拔除，看上去速度虽慢，但能收稳扎稳打之效，施特恩急于求成，他来了个处处撒网，普遍攻击，52高地、张鼓峰东坡、张鼓峰山顶、沙草峰全是均衡用兵，反而欲速不达。
施特恩望山顶而兴叹，他不知道，占据山顶的日军也已到了强弩之末。
从7月31日起，第19师团在张鼓峰鏖战九天，作战兵员每一天都在缩水。尤其在施特恩对张鼓峰实施机械化密集打击之后，日军损失更为严重，每天都要倒下两百人。一线大队的步兵为此平均减少一半，其中佐藤联队的情况最糟糕，作为占领张鼓峰“首功之臣”的第1大队仅剩30人左右，还没一个小队的人多。
假如这些伤亡，都是在对射或白刃战中产生的倒也罢了，让尾高感到格外惊恐的是，火炮造成的死伤超过了子弹和刺刀！
除了关东军增援的炮兵部队外，第19师团的编制里本身也有山炮联队，联队长是田中隆吉，但所有的这些炮根本就不是苏联人的个儿，既掩护不了步兵，也保护不了自己。田中隆吉战后尚心有余悸，在分析败因时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螳臂当车。”
什么都能瞒，伤亡不能瞒。当触目惊心的数字报到“朝鲜军”司令部时，中村司令官再也无法安之若素，他主动将第19师团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大队也调至战场。
从8月9日到10日，张鼓峰之战继续。苏军以张鼓峰东坡为基地，通过舟艇不断向张鼓峰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同时指引炮火进行攻击，第19师团没有飞机助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移过来移过去。
战前日本海军曾担心的一幕也接踵而至。由于连日暴雨，洪水猛涨，使得日军从图们江南岸到达张鼓峰，必须使用舟艇，然而图们江面已被苏联太平洋舰队控制和封锁，军令部调来的几艘战艇都被击沉，后继援兵和补给只能通过一座庆兴桥提供，而这座桥后来也处于半瘫痪状态。
在“高压锅”的猛蒸猛煮下，第19师团虽然尚未烂，但也快了。
尾高的“亲信部队”佐藤联队包括联队长佐藤在内，仅剩三名军官，其他在前线作战的联队也是伤亡枕藉，整个师团差不多被打成了空壳。尾高明知必须留下预备队，到这一步也顾不得了，他把作为预备队的长勇联队全都部署到了第一线——不管怎么说，打满补丁的裤子总比光屁股强吧。
当着部下的面，尾高鼓动残余官兵们继续在张鼓峰死守下去，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为此他还搬出了一段“七生报国”的典故。
全被出卖了
所谓“七生报国”，说的
是日本古代的两名兄弟武士，战败后弟弟问哥哥：“你死后的愿望是什么？”
哥哥说：“我的愿望是轮回七次（即七生），再回人间消灭敌人。”
两兄弟商量妥当，便互刺自尽。尾高说到这段著名典故的时候，脸上仍然是一副抱着垃圾股还死不肯割肉的倔犟样，可是一转身一回头，他那惨白惨白的脸色足以吓死人。
尾高以师团参谋长的名义，向已离开前线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发出电报，先将第19师团所处险境描述一番，接着便老实承认“目前本师团的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的极限”，希望参谋本部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实行停战。
参谋本部闻讯，派一名高级参谋对张鼓峰进行了紧急视察。这名参谋飞回东京后，把战场的不利态势和惨烈战况如实进行了汇报，他告诉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晚撤退不如早撤退，晚撤退的话，只会招致更多毫无意义的伤亡。”
参谋本部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东军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将原计划赶赴广东参战的一个师团抽回，作为第19师团的预备队。
1938年8月10日夜，苏军占领张鼓峰山顶的一角，但也正是在这天晚上，日苏的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日本方面，由于武汉会战打响，军备需求变得格外紧张，国内生产力也再次达到极限。据参谋本部测算，假如爆发对苏全面战争的话，其现存弹药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所需，所以军部虽然调兵遣将，但实际上并没有决心和准备进行两面作战。
8月10日晚上12点，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分别代表本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并没有重新划定边界，只是规定日苏两军须双双撤离张鼓峰山顶。
日本政府自夸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军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是以少数兵力顶住了大敌，所以不是败仗。
为了进行宣传，日本报纸还特意避结果抓细节。长勇联队长作为第19师团的军方代表参加了谈判，他在谈判现场故作姿态，来了个仰天大卧的睡佛造型，记者们如获至宝，对这一幕进行着力渲染，写出了一个纯属意淫的勇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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