辻政信天生就是一个没多少生活情趣的工作狂，这下干得更起劲了。同事形容他：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张起嘴来哇啦哇啦，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一时间，就好像整个司令部都在随着他一个人转一样。
在没情趣、有干劲方面，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倒与辻政信十分相似。辻政信好歹还娶了老婆，植田为免后顾之忧，连老婆都不想要，在“一？二八”淞沪会战后期，他和重光葵一起挨了炸弹，并且都被截去一条腿，自那以后，便誓不婚娶，成了一个单身将军。
对辻政信，老植田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他倍加赏识和信赖，称辻政信“言有说服力，动有实行力，是个杰出的人才”。
辻政信跟植田在一起，算是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植田让他组织调研，他就不畏劳苦，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到诺门罕进行了详细考察，从当地的气候土质，再到河流道路，一一进行分析记录。
在测绘队和辻政信所取得资料的基础上，植田和他的幕僚们重新对稻田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对比，认为乙案要强过甲案。
苏军在沿海边疆构筑有纵深达200公里的要塞阵地网，还有十几个步兵师，纵然能从此处突破，日军也需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是甲案最大的缺陷。
按照辻政信的考察，乙案不仅可以避开甲案的问题，而且从海拉尔到哈拉哈河的路线，正是当年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及欧洲的进兵路线，史有前例，在日本陆军中素有小老虎之称的关东军，完全有望成为日本的“成吉思汗”。
两碗迷魂汤一灌，植田顿时飘飘然，便铁了心支持乙案，并得到了参谋本部的认可。当时陆军省更倾向于甲案，双方在内部进行了辩论，最后二比一，甲案输给了乙案。
因为要靠关东军来执行乙案，参谋本部同意今后非特别需要，不再从关东军中抽调部队，以便关东军一心一意地进行备战。
假如只满足于乙案，那你就小看了辻政信。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以纯粹功利的角度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红到底朝天，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
出名得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稻田的作战方案，脱胎于石原的指导，石原一贯主张慢火炖汤，所以最后无论甲案，还是乙案，都把对苏作战的时间设计到了1943年，扳着指头数数，还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点事，然后以此为借口拨快时间表。
在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喜欢制造事端的特点：一有什么事，他就会立即赶往现场，装作上级有命令，指挥这个驱使那个。
张鼓峰事件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乘机飞往张鼓峰，在第19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他察看了现场，并且特地鼓动那位参谋：“喂，把那座山（指张鼓峰）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朝鲜军”司令官知道后，赶紧命令这个祸星退出了张鼓峰。
辻政信和关东军虽未能插足张鼓峰事件，也知道第19师团在对苏作战中遭受了重创，但他们从中得到的不是教训，而是启发。1939年4月，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一份由辻政信草拟的“边界纠纷处理要纲”新鲜出炉。
对边境纠纷处理，辻政信的原则是“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为了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哪怕暂时进入苏联境内也在所不惜。
他还通过“要纲”告诉驻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决定是否要动用武力！
这哪里是处理纠纷的预案，根本是一份找机会打架的通告。它完全背离了军部在边境纠纷上暂时息事宁人的初衷，可当“要纲”被送交参谋本部时，却未遭到任何批驳。
关东军不是“朝鲜军”，在日本军界的地位非比寻常，一些高官显要，诸如板垣等人，最早皆服役于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看来，关东军的方案再不妥，也绝不能轻易打压，以免影响“皇军之花”的士气。更有稻田等人，张鼓峰折戟之后，正急于寻找新的旗手，关东军的强硬姿态无疑投其所好，令他们击节叹赏，引为知音。
“要纲”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部队长们对“要纲”的实质皆心领神会，认为这是关东军鼓励边境挑衅乃至大打的公开信号。
果然，“要纲”出台不到二十天，诺门罕便出事了。
燕子
诺门罕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诺门罕的对峙并没有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在诺门罕巡逻的“满洲国”部队是兴安北警备军，这是一支由蒙古族士兵组成的伪军。不管内蒙古还是蒙古，左右都是蒙古人，皆奉成吉思汗为老祖宗，所以当蒙古边防军过河放牧时，北警备军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十分较真，可当贡布扎布换防上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贡布扎布只是个中尉骑兵连长，不过此君来头不小，乃是北警备军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和靠山，他一向目空一切，很把自己当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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