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葵先是向苏联递交照会，以松岛之死为由，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可是苏联不吃这一套，说松岛“侵犯苏联领土”，咎由自取，死了等于白死。
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重光葵不得不放低身段，提出“退一步说”——退一步说，就算国界经过张鼓峰山顶，苏军单方面设防也不合适，应该先撤兵恢复原状，然后商定国界。
苏方负责交涉的是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他并不打算“退一步”。
重光葵急了起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苏方负责。”
这是外交场合能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的一句老话。李维诺夫也把脸一板：“任何威胁都吓不倒莫斯科！”
重光葵铩羽而归，东京炸开了。李维诺夫的那一巴掌，看似只扇了重光葵一人，可是参谋本部从上到下，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莫斯科吓不倒，难道我们东京就是被吓大的？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中佐起头喊了一嗓子：打！
稻田所谓的打，并不是和苏联全面开战，而是进行有限的火力试探。在稻田看来，侵华战争之所以始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因为背后有苏联威胁，使得日本不得不分出相当兵力来对其警戒，但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没有威胁，有多大威胁，始终得不到确凿证明。
要是能够在某一地点试着打一下，就能解出这道题，知道苏联的威胁究竟有多大。
稻田认定张鼓峰正是能用于试验的“某一地点”。因为地形所限，这里兵力最多也只能用到三至四个师团，不太可能扩大为全面战争。即便搞糟了，输掉一个小山丘也没什么了不得，再糟一点，无非是报销一个师团。
还要再糟一点——不可能再糟下去了，张鼓峰西面还有图们江作为屏障，残局是一定可以收拾的。
搞糟只是做坏的打算，还有好的方面。想想看，假如苏联不动手或动手后不堪一击，日本不仅可以挽回面子，更重要的是，还能从此放心大胆地将警戒兵力大批调入中国关内，到那时，侵华战争绝对有望迅速取胜。
稻田“打打看看”的胆子或者说是创意，仍然来自那个叛逃的留希科夫。
没有苏联的肃反运动，留希科夫不会被刮来东京。作为苏联在远东的特务头目，留希科夫同时也是远东地区肃反工作的总负责人。在他任职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远东有二十万人遭逮捕，其中被处决者超过七千。
留希科夫在莫斯科的朋友给他通风报信，提醒他“注意安全”，留希科夫马上意识到自己即将被送上断头台，于是慌忙出逃。
连肃反工作的负责人都要被迫亡命海外，可见肃反运动是何等冷酷无情。这一期间最常见的现象是：人们提心吊胆地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门没有被敲响，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了。
经过肃反，远东地区已经人心惶惶，内部出现极度不稳的迹象，稻田认为，这正是出手试探的绝好机会。
稻田一言既出，作战课掌声雷动。那些年轻好战的作战参谋，瞬间都像稻田一样，有了种被注射鸡血之后，马上手握键盘，准备继续打怪升级的冲动。
“稻田计划”很快就引起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二者合称军部）高层的兴趣。
1938年7月16日，参谋本部向“朝鲜军”下达命令，要求调兵向张鼓峰集结。
“朝鲜军”是驻于朝鲜的日本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第19、20两师团。第20师团早就到中国关内参战去了，“朝鲜军”只有第19师团可以调遣。
第19师团成立于1915年，已有二十多年的建军史，属于常设老师团，训练素质很高，此前也一直担任对苏的第一线防务。尽管如此，“朝鲜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仍不敢冒失，他将第19师团集结于图们江，但严禁其擅自出战。
从“朝鲜军”司令部到第19师团，等的就是一纸正式命令。
最后一道关
针对“稻田计划”，各部门开始坐下来进行商谈。外务大臣（外相）宇垣一成首先表示反对，他顾虑的主要是国际形势，觉得边境纠纷终究还得靠双边谈判来解决。
军部向来是擦屁股时才会想到外务省，所以宇垣的想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接下来一个人的意见却不得不姑且一听。
这个人是海军大臣（海相）米内光政。米内担心，武汉会战在即，长江上的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到时大部分小型舰艇都要拿去使用，万一再同苏联开战，海军将无法确保图们江及朝鲜海峡的交通安全。
海相的不同意见很快就被稻田给顶了回去：放心，苏联不会动手，我们陆军正是要取得苏联不动手的确证，所以才要打这一仗，你们海军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让米内信服，但军部这些人却都很听得进去。
据史学家研究，武汉会战前，正是日本战时经济得以顺利维持的顶峰，也就是说，战争消耗和生产力水平恰好维持住了平衡，这也是稻田的理论能够在军部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
眼看作战命令即将下达，只剩最后一道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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