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对苏蒙军前线官兵的询问，朱可夫确认，刚刚过去的战役绝不是普通的边境冲突，而且正如伏罗希洛夫所说，日军没有被打服，在退出742高地后，一定还会再次发起“严重的军事冒险”，而以第57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实力根本无法取胜。
1939年6月8日，朱可夫向伏罗希洛夫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对局势的判断分析以及进一步行动计划。报告当天便得到答复，费克连科因“丧失战斗意志”被撤职，朱可夫兼任第57特别军军长。
朱可夫走马上任后，军指挥所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第57特别军迅速占领了河东的所有要点，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永久性工事。
兵派上去容易，关键是还得吃饭饮水。朱可夫在前线考察时注意到，诺门罕战场附近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无法就地征用物资，从武器、弹药、燃料，到所有粮食用水，都必须从外地运过去，如此就牵涉到一个兵站运输的问题。
在朱可夫的要求下，苏联开始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博尔集亚火车站大量运送作战物资。最初是几列军列为一批，每隔一定时间便开往博尔集亚，之后，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军列也越来越密集，有时甚至多达三十列军列为一批。
货物卸在博尔集亚，还得继续运到诺门罕，中间没有铁路，由此又给朱可夫出了个大难题。
对朱可夫是难题，对日军则是武器。
1939年6月10日，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诺门罕地区的日军地空部队全部撤回了原驻地。日军的撤退不是要将诺门罕拱手相让，而是认为诺门罕的地形将自动绑住朱可夫的手脚。
按照日本陆军的兵站常识，当使用大兵团作战时，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而从博尔集亚到诺门罕，兵站线长达七百五十公里。
以“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为标准，辻政信判断苏军再怎么添加兵力，也没法集结和动用大兵团，相反，他相信日军能做到。
辻政信在地图上计算了一下，从海拉尔到诺门罕，不到两百公里，如果利用内蒙的白阿铁路，距离还要更短一些。
这下辻政信有把握了：日军可以出动大兵团，苏军至多只能供应中小兵团，以我的大兵团吃你的中小兵团，还会有困难吗？
日本驻苏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回国述职，正巧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看到苏军增援部队，据他估计，起码有两个苏军的机械化师。
到达东北后，土居马上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向植田及其幕僚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连声嘱咐：“赶快让国内增援坦克和飞机，如果做不到，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植田听后默然无语，辻政信则在旁边一个劲地冷笑。他倒不是不相信土居的话，他是坚信自己的“兵站极限论”：兵站补给线是瓶颈啊，懂不懂？老毛子有再多的机械师，也通不过瓶颈，都得卡在那！
生怕土居回国传播这条消息，以致动摇了参谋本部及国内舆论的作战决心，辻政信过后把土居拉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威胁的口气恐吓他说：“像今天这样的软弱话，将危及土居君的生命，你回东京以后千万不要乱说，要不然当心那些少壮军官把你给宰喽。”
辻政信对前景自信满满：“这次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坦克抓到新京（即长春）来，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辻政信摇着个鹅毛扇，不慌不忙，做闲庭信步状，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好不欣赏。
关东军司令部由此制定了一个缩回拳头打人的策略，即先撤出诺门罕，然后找准时机，集中兵力给苏军以“分期分批地”严厉打击。
植田和辻政信都把对手估计得太低了，朱可夫也有标准，但不是他们的。
进攻的前兆
日军的兵站常识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只有大板车这样的运输工具。
苏联人不用大板车，用载重汽车。
朱可夫将驻蒙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在内，都动员出来，并采用了歇人不歇车，轮流替换汽车驾驶员的办法，昼夜不停地将战略物资运往诺门罕。
只花了十天时间，苏军就在诺门罕储备了半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坦克等机械化部队也畅通无阻。
朱可夫重兵在握，万事俱备，他不光守，还要反击——有限度地反击，以便更好地达到防守的目的。
就兵力而言，起初集结于诺门罕的主要是苏军第57特别军、蒙古军骑6师等部队，如果是单纯防守，差不多已经够用，但如果要进行反击，这些力量尚嫌不足。
斯大林曾关照伏罗希洛夫，只要朱可夫挂帅出征，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支援。
斯大林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因为“红色间谍”佐尔格刚刚传来了最新情报，情报中对日本军事实力进行了揭示。
佐尔格发现，侵华战争的长期化，已经使得日本资源和生产力极度紧张，在缺乏德国支援的前提下，没有能力与苏联作战，要战，也必须重整军备。
从1939年6月算起，佐尔格预计苏联需要用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也就是说，日本如果要对苏联大规模用兵，最快也得是1941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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