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硬论统一了会议基调，也帮助与会的植田和矶谷下定了决心。
接着起草作战方案，第23师团遭到“罢免”。参谋们异口同声，认为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不尽如人意，与第23师团的素质有关，这个组建不久的师团从作战指挥到部队士气，都存在问题，以这样的状态与苏军作战，很难取胜。
大家想到的理想选手，是第7师团。在作战课看来，只有这样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出马，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当天参谋们将作战方案送交植田，请他裁决。
植田的额头出现了很深的皱纹，他看着地图，默默地聆听着辻政信就方案所作的说明。据辻政信说，过去植田总是边听说明边点头，但是那一天不知为何，神态非常反常，一脸深沉，且中途未作任何表示。
辻政信满腹狐疑地猜测着司令官的心思，当作完说明，他看到植田掏出手帕，开始擦拭脖子上流下的汗，随后才慢慢地开了口。
回敬的是拳头
植田同意方案的几乎每个步骤，唯独不同意撤下第23师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可能跟自己的幕僚完全一样。辻政信等人只关注如何打赢，他还得照顾方方面面，诺门罕一带是第23师团的防区，要是骤然弃之不用，很有可能让该师团丧失信心，以后海拉尔靠谁守？
植田如此表态：“上次是第23师团，这次还是他们上吧，换了第7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
其实幕僚们不过是过于急功近利罢了。关东军编制内虽多达8个师团，但直辖师团只有两个，除了第7师团，就是第23师团，公平地说，第23师团并不比老师团差到哪里去，若是换了第7师团在诺门罕，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说到激动处，忽然老泪纵横：“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
既然植田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众人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方案中的第7师团变成了第23师团。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随即报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围绕这一方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诺门罕事件说到底不过是边境冲突，现在侵华战争悬而未决，关内兵力很是紧张，这种时候在边境牺牲和消耗部队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张，边境纠纷应比照张鼓峰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这方面的意见主要来自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对于诺门罕战役，表现得并没有张鼓峰那么热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线消耗太大，国内生产力早已力不从心，参谋本部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侵华战争中来。
不过他对上次搜索支队全军覆灭，始终耿耿于怀，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关东军的作战方案正中其下怀。
稻田在参谋本部，是除总长、次长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两位老大装闭嘴葫芦，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岩畔是陆军省的人，并不属他管。
于是，稻田便拉上岩畔，一起去找岩畔的上级、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作个公断。
稻田报告完毕，岩畔正要发言，板垣就打断他说：“好啦！大不过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搞去吧。”
没让岩畔说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见。
板垣出自关东军，自然是很能领会娘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稻田、岩畔求见之前，他已经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教育总监西尾寿造中将等日本陆军的巨头进行了沟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试探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关内的大规模进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进，暂时力不能及。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也就用不着抽调关东军或让关东军做什么配合，自然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虽然板垣已经开出了合法通行证，但参谋本部内仍有人反对动用战略单位的师团，认为抽调如此多兵力后，可能影响东北“治安”。稻田便学着板垣的口吻说：“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就行了，而且做这件事我们也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队下达了集结令。
板垣、稻田所谓的限定兵力不过是他们的一相情愿，或者说装聋作哑，这次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指挥的战役，名义上虽是由第23师团单挑，但实际上关东军直辖部队中的所有精兵强将都出动了，包括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战车团（相当于坦克师团）、第2飞行集团（相当于飞行师团）。
坦克部队的加盟，让第23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感到特别高兴。
第23师团高层有两个所谓的“苏联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内。大内曾出任驻拉脱维亚的武官，另外他还像朱可夫一样，是骑兵出身，做过骑兵集团参谋，对草原作战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据说他在就任参谋长时，就曾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在海洋般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作战，只靠徒步行军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化部队迅速开辟出一个行动半径。”
大内甚至提出：“那种日俄时期的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过四五千米，用这种炮，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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