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显赫的学历背景，尾高向来自命不凡，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只可惜他分在了第19师团，有那心也没那机会。
同属“朝鲜军”，第20师团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进入了东北，此后一直在中国关内作战，第19师团不一样，它有一个固定任务，那就是一旦日苏正式开战，就必须出兵攻占海参崴。因为负有这一特殊使命，第19师团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苏联，等于哪也去不了。
日苏什么时候开战呢？鬼才知道。第19师团自成立后，一次都没有出动过。尾高上任后，也始终看不到和冈村等人并驾齐驱的可能，他常对此抱怨不已，多次请求“朝鲜军”司令部给予第19师团出兵的机会，以便增加师团的“光荣传统”。
现在机会终于上了门，可是突然又失之交臂，能不让人打心眼里感到郁闷吗？
当年的日本陆军将校里，像尾高这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还有很多，由于实在找不到“立功”的机会，他们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
比如一个叫长勇的家伙，曾是参谋本部的参谋。1931年10月，参谋本部的一批少壮军官阴谋发动政变，建立军人内阁。长勇赫然就在其中，他不仅是指挥者之一，预设的军人内阁里还有他的席位，乃“警视厅总监”。
政变不幸中途流产，沦落为“十月事件”，长勇受到审查，并被从参谋本部驱逐出去，下放到了部队。
又如田中隆吉，没他煽风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恐怕还打不起来。那时田中是驻上海的副武官，为了给陆军找到出兵上海的借口，他不惜使出各种下三滥手段，什么打伤自家的日本僧人，焚烧工厂，无所不为。之后的绥远战役，在满蒙军背后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也是这位仁兄。
长勇、田中都在第19师团，前者为步兵联队长，后者为山炮兵联队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名叫佐藤幸德的联队长，最受尾高信任和器重，而且同样属于冲动型。
可以这样说，第19师团就是日本军人中不得志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这群渣渣聚一堆，就跟干柴似的，全仰着脖子等火星上身呢。
如果军部高层铁板一块，纵使他们等到心焦掉也无济于事，问题在于，军部根本就不是一块铁板。
主张息事宁人的主要是板垣征四郎、载仁这些军队高层，所谓“既得利益者”，做什么都瞻前顾后，现在既遭天皇斥责，差点丢掉乌纱帽，也就不愿再去冒险了。稻田等处于中低层的少壮派可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冒险就有机会，不冒险就一点机会没有。
稻田改变不了高层的决定，但没人能堵得了他的一张嘴。他一直在背后唠唠叨叨，闲话一大堆，其主旨自然还是论证作战有理。
论据之一，不打仗还能成名，此事古难全。第19师团长驻朝鲜，缺少实战经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让第19师团接受锻炼，从而一夜成名，把它打造成对苏作战的第一兵团。
论据之二，好人要好到不像人，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不给苏军一点苦头吃吃，以后边境事件还会有增无减，而第19师团的将佐们正是“坏到不像人”，可以痛扁苏联老毛子的最佳人选，如果说他们还完不成对苏作战的任务，日军里面就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所以稻田的“坏”不是指缺点，而是优点。别人说尾高鲁莽，稻田就说他大胆果断，敢作敢当，乃最可贵的“纯武人性格”。
对尾高以下的长勇、田中、佐藤，稻田也是赞不绝口，称为豪气干云。
稻田的言论是朝着高层发的，可惜上面不屑一顾。比如板垣，当初就是靠策划“九一八”冒险上位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比较能看穿稻田等人的用心，无非“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想靠冒险一夜走红而已。
板垣属于过来人，持的就是过来人心态：你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得明白一个道理，钻石恒久远，多了不值钱，第一个冒险成功了，不等于第二个、第三个就能复制成功。
稻田的话触动不了高层，然而当传到第19师团耳朵里时，效果却完全两样。
参谋本部有一个作战参谋到张鼓峰视察，把前后经过，特别是稻田对作战的支持，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尾高。尾高如遇知音，腰杆一下子硬了起来。
按照“朝鲜军”中村司令官的命令，第19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尾高却迟迟不愿回撤，一直拖到7月29日，实在拖不下去了，他才被迫下令撤兵。
主力走了，就连师团部也回了罗南，只有作为师团长的尾高还留在最初部署的位置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意外发生似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天早上，尾高突然接到侦察报告，约有十名苏联兵开始在沙草峰南面构筑工事。
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以北两公里的一座隆起山峰，高度尚不及张鼓峰，但张鼓峰属于“界限不明地区”，沙草峰则是苏方承认的“满洲国”领土。
尾高眼前一亮，立刻来了精神：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干它！
边斩边奏
中村在下令第19师团回撤时，曾让尾高留下少部分兵力，以加强国境守备队。尾高便以此为由，认为自己也拥有边境管辖权，他下令守备队出兵，将沙草峰的苏军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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