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一尚是如此，不要说双方坦克数量还不在同一水平线上，植田把残破不堪的战车团收回去，实在算是个明智之举。
即便植田不下达一连串停战和返回的命令，前线也早就是一团糟，小松原计划内要发起最后一次冲击，只不过是给自己找台阶下，而且注定还会失败。
日军主动歇火，苏军也暂时停止了频繁的重炮攻击。整整一天，一发炮弹也没有落到三角山，当然，这里只是二线阵地，从一线的弗依高地方向，仍能隐隐约约听到枪炮声，噼噼啪啪如同炒豆一般。松本从炮弹爆炸的频率来判断，基本上都是苏军的火炮在发言，看来倒霉的一线士兵们仍然每天都在挨打。
松本见得多了，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倒是三角山这里偶尔听不到爆炸声，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
尽管意外地没有遭到轰炸，但傍晚聚集在一起时，卫生兵们仍然显得表情阴郁，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死神或许就潜伏在短暂的宁静背后。一名士兵强打精神，信口作了一首很“主旋律”的诗，最后一句是“血气男儿留空名”。
听完这首诗，旁边的另外一名士兵忽然发作起来，他大声吼叫着：“浑蛋，什么叫‘血气男儿留空名’？啊？”
这名士兵抓起一把沙土狠狠地摔在地上：“我们这些人要是战死了，一张讣告就给打发了，连个空名也留不下来，死了等于白死！留名的是参谋本部那些人，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他妈叫什么事啊！”
“死了等于白死”，许多前线士兵正是这种心理状态，在巨大压力和绝无胜利可能的前景下，日军士气已相当低落。
正如松本所说，这场仗打得真是莫名其妙，诺门罕不过是一片完全看不到人烟的荒野，有什么理由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来争夺？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哈拉哈河东岸是中国领土，哈拉哈河西岸是蒙古领土，可在中间大动干戈且吃尽苦头的却是日军。
在亚洲范围内，士兵的反战思想往往跟战争前途和命运密切相关。比如日军占领南京时，若要说有士兵反战，那绝对是艺术家的一相情愿，诺门罕战役也是这样，松本那么胆小，身上也没什么“武士道”的影子，但起初他也没认为发起和参加诺门罕战役有什么错。
现在知道错了，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是挨了痛打的结果。
在小松原接到停止攻击命令之前，他曾要求关东军司令部再提供一批弹药。在清单中，小松原来了个狮子大开口，其中普通山野炮每门需配置1700发炮弹，10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重炮每门为1500发炮弹。
植田老人家差点被吓得一屁股坐地上：我的个天，莫非让我去抢劫不成？
幸好总攻取消了，小松原按命令筑垒固守，那份大清单也就不再有人提起，但补给还是需要的，否则如何固守？
植田把能征集到的卡车全都派到诺门罕，一共凑齐750辆，除去有故障不能开的，剩下不到700辆。这些卡车里面，有些还有战时征用的民用车辆，并不符合在崎岖道路上行驶的军用标准，半路上抛锚是司空见惯的事。
除此之外，车队不能像苏军辎重部队那样做到全天候运作，必须利用苏军炮击的间隙，才能向前线运送弹药粮草，回来的时候就顺便把重伤员给捎带回来。
以往日军都会带回死尸，这次除军官以外，辎重队对死尸一律免收，理由是补给任务异常紧张，尸体会弄脏车身，回去还得清洗，没那时间了。
于是大部分士兵尸体都被抛弃在阵地前，堆成一摞，任由其腐烂发臭，正应了“死了等于白死”那句话。
说大话使小钱
经过紧急增补，到7月29日，前线每门炮所能分配到的炮弹是：普通山野炮每门15发，重炮10发，这么点料，连一个小时都支撑不了。
要固守，除需足够弹药外，还得修筑工事，但卡车用来输送给养已很勉强，哪能再腾出来运建筑材料？
明知守不了，第7师团的须见联队长提议，沿岸阵地处于苏军眼皮子底下，天天被虐，已形同鸡肋，不如干脆放弃，全军退到将军庙再说。那里距离哈拉哈河已有30公里，苏军的重炮伸得再长，也有够不着的时候，而且将军庙的地势比诺门罕要高一些，依靠剩余火炮及弹药，足以固守。
须见挺有见识，可是他不知道鸡肋也有鸡肋的存在价值。关东军被揍得如此惨兮兮，“战线已挺进至弗依高地”，“把苏军逼到哈拉哈河沿岸”已是用来遮丑的唯一新装，如果这层衣服再被剥掉，还如何见人？
不怕男人穷，就怕男人怂。小松原、辻政信理所当然不会采用须见之计。
还好，虽然每天炮声不绝，但苏军也没有发动地面进攻，只是从天空来那么一下。
说起来，还是日本航空兵自己找抽。
1939年7月29日，第24战队前移至额拉依野战机场，这是靠近诺门罕前沿的日军一线机场。蒙古高台上的苏军用望远镜观察到后，向苏联空军主任斯穆什科维奇进行了报告。
斯穆什科维奇立即制订出击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再次运用了曾实验于西班牙内战的一个成功战术。
早晨8点50分，20架伊-16从太阳升起的方向起飞，飞至额拉依机场上空。不过它们没有马上进攻，而是原地兜起了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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