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不把情报和后勤当回事，朱可夫却高度重视这两个环节。
要在诺门罕地区搜集情报，本身具有较高难度，一来这里没有常住居民，二来，日军警戒严密，小股侦察兵很难渗入日军防御纵深。
朱可夫的办法，除了凭借绝对制空权，用飞机侦察地形外，另外一个重要手段，是审问日俘。
日本兵平时深受“武士道”教育（也可以说是毒害），同时他们还经常被告知，在战斗中绝不能做俘虏，不然不仅会遭枪毙，而且还要遭到非人的折磨，所以战场上的日本兵很少肯投降或被俘，就连松本这样的非战斗兵，也从未设想过束手就擒的一天。
可是苏军在诺门罕战役中抓到了很多俘虏，这也与前线日军士气低迷有很大关系。
有一名日军侦察兵被派到哈拉哈河边的芦苇丛中监视苏军，可是人派了，东西忘了给——蚊罩和手套。
哈拉哈河边的蚊子那简直是猛如虎，为了不被发现，监视时还不能有动静，这家伙只好坐在岸边，任由蚊子叮咬，一动不动地熬到天亮。
天亮后苏军侦察兵发现了他，被蚊子叮得面目全非的日本兵已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听到喊话，便乖乖地举起了手。
为了从俘虏口中套出情报，朱可夫亲自进行审讯，并让人给这位日本兵端来半杯伏特加酒。
俘虏在接过酒杯后的第一句话，让朱可夫感到无比惊讶：“请您先尝一口，我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他还有一家百货店，需要我去继承。”
朱可夫和苏军翻译都觉得十分好笑。翻译说，按照你们日军的士兵守则，成为俘虏是羞耻的，也是难以忍受的，你们在被俘时就应该口喊天皇陛下万岁而英勇自杀啊，怎么还会担心中毒呢。
俘虏苦笑了一下回答：“父亲命我活着回家，而不是死了回家。”
通过审问日俘，朱可夫获得了大量情报，但俘虏兵往往只了解一个局部，或者是自身所在部队的状况，同时这些情报及相关细节是否全部属实，也需要作进一步验证。
反攻发起之前让关东军摸不着头脑的“八日攻势”，实质上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火力试探。通过“八日攻势”，朱可夫从南到北，把日军三十多个阵地的虚实又全都打探了一遍。
“八日攻势”成了促使兴安师溃散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本来在朱可夫预料之外，但它进一步证实了情报中最有含金量的那一部分，即日军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兴安师的驻守区域，也就是日军防御侧翼。
兴安师溃散之后，荻洲无法迅速用其他部队进行接防，则说明日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部署到各个阵地上去了，一旦侧翼有闪失，缺乏足够的人手去填坑。
朱可夫的战法由此确定：突击两翼，从南面和北面合围日军，并在敌援军赶到之前迅速予以歼灭。这种包抄两翼的打法，在苏军大演习中曾反复运用，官兵对此已经很熟练了。
朱可夫事先将反攻部队分成三个集群，即南部集群、北部集群和中央集群，并留下了由装甲旅和空降旅组成的战略预备队。
参加南北两翼包抄的部队，也就是南北集群，在发起攻势的前天晚上，就进入了预定地点，并且在哈拉哈河岸的草丛中一直隐蔽到天亮。
红色信号弹升起后，南北集群即分别发起进攻，坦克和步兵像怒涛一样扑向日军左右两翼的高地。他们一边冲锋，一边在沿途插上小红旗，以表示到达的位置。
为了掩护冲锋部队，西岸蒙古高台上的炮兵群不断进行射击，炮弹倾盆暴雨一般向日军阵地倾泻。到中午为止，南北集群对左右两翼高地初步形成了包围。包围之后，又继续用炮火进行严密封锁。
高地上到处都能听到爆炸声，整个上空被黑烟笼罩起来，大晴天的也看不见太阳，使日军的观察和相互联系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在通讯线路被炸断后，南翼的第71联队被迫派出了传令兵，可是因为黑烟和黄尘的遮蔽，连传令兵也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阵地的出入口。
中午12点前后，炮击暂停，官兵刚刚放下心来，突然像刮起一阵大风一样，在履带的轰鸣声中，四五十辆坦克一拥而上……
无奈之下，被围日军只得用反光镜等原始办法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石子砸灯泡
在离前线战场两百公里的海拉尔，荻洲接到了关于苏军进攻的首份报告，不由大吃一惊：太意外了。
意外，并不单单因为当天是星期天，而是他想不到朱可夫会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发起雷霆万钧的大反攻。从7月下旬开始，日军就在诺门罕着手构筑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只是搭起一个架子，重要部分还有三分之二尚未完成，如果早知道有这一天，他就会假都不休，没日没夜地在前沿督工了。
荻洲不在诺门罕，暂时替他受累的是第23师团长小松原。正如朱可夫所料，小松原的快速预备队严重不足，他只得让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先想点办法。
嵯峨彻二本来手上也没有多余兵力，所以做了一上午的壁上观，好在这时候原驻关内的第64战队到了。
第64战队的资本是他们的老大，战队长横山八男少佐是日本有名的飞行专家，飞行技术非常高超，曾代表日本参加横越非洲大陆的飞行比赛，并一举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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