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蒙族军官私底下也彼此告诫：“战场上对日本人要谨慎，不要为他们卖命，别忘了我们都是圣祖成吉思汗的后代！”
石兰部队是另外一种情况。旅长石兰斌原为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下，这个旅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多为东北军旧部，曾参加过著名的江桥抗战，后来因抗战失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随石兰斌投降了日军。
成为伪军之后，中上级职位全被日本军官所把持，士兵们饱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早就心怀怨气。看到时机成熟，步兵第14团便率先揭竿而起，拿日本军官做了“血祭”，然后全体投向苏军。
受其影响，石兰部队整连整营地加以效仿，这个旅很快就名存实亡了，光杆旅长石兰斌本人落荒而逃，最后被气恼不已的关东军送上了军事法庭。
屋漏偏逢连夜雨，石兰部队哗变事件使已经捉襟见肘的日军防线更加不堪，但丝毫没能改变荻洲那没一点来由的自信，他仍然在让人埋头编制反击计划，全不管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要紧的不是如何反击，而是如何解困。
1939年8月21日，苏军发起大反攻的第二天，从南北两翼到中央阵地，日军各阵地都被初步分割包围起来。相对于两翼，中央阵地的日子要略微好过一些，因为苏军中央集群采取的是缓步推进方式。
不过也就只是好上一点。
炮火一停，2号阵地的指挥官发下信纸，传来命令：写遗书。松本一口予以拒绝：“遗书我早就写好了，没必要再写。”
不过当他看清战场状况时，忽然意识到，也许是该再写一遍遗书：苏军已经穿插到2号阵地后方，他们的后路被掐断了。
2号阵地的阵前阵后，全都是苏军。开始见到尘土滚滚，显示对方正在进行大部队调动，接着声音距离2号阵地越来越近，隐隐约约能听到呼喊声，到最后，苏军士兵甚至可以大声吆喝着在阵地周围来来去去，而日军除了干瞪眼，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一辆苏军坦克逼近2号阵地，这是一辆指挥坦克，看样子，坦克部队要来了。松本十分害怕，因为2号阵地上没多少战斗兵，根本吃不消坦克的冲击。
进入诺门罕战场以来，有一个东西曾救过松本多次，危急时刻，他赶紧拿了出来。
这就是红十字旗。自从两次靠它脱险后，松本就知道了红十字旗的独特妙用。原先的旗已经没有了，在后方休整期间，他就地取材，用红药水在包扎伤口用的白毛巾上涂上“十”字，又重新做了两面，当宝贝一样放在贴身的背包里，走到哪带到哪。
松本把红十字旗举过头顶，拼命地挥舞。苏军坦克部队在看到这面旗帜后，判明2号阵地为卫生队驻地，马上就来了个大调头，朝山县联队集中的巴尔夏嘎尔高地去了。
巴尔夏嘎尔高地也早就陷入了包围。在雷鸣般的炮击中，阵阵硝烟伴随着死尸臭味，从那里一直飘到卫生兵所处的位置，令人喘不过气来。松本抬头望去，整个高地已被淹没在滚滚黑烟之中，除了黑烟，什么也看不见，仿佛是黑色地狱。
判断上的错误
经历一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浓烟消散，但是山县联队的炼狱并没有结束，苏军的喷火兵上来了，开始对防御工事展开火攻。
苏军采用的是pokc-2喷火器，带有类似于步枪的喷枪，喷射距离可达35米。卫生兵们从未见识过大规模喷火部队攻击的场面，当看到无数蓝色火焰呈直线喷射而出时，他们都呆住了。
巴尔夏嘎尔高地与2号高地相距仅四公里，凭借望远镜，松本可以对那里的一些战争细节看得清清楚楚。有两个士兵被烟雾呛得受不了，忍不住冲出战壕，要跟喷火兵拼命。
可惜的是，他们根本就得不到这个机会，火焰正好喷一身，两个士兵被烧迷糊了，忽然掉转身，呀呀怪叫着冲向了山顶……
松本看得满脸是泪，好像火焰也正烧炙着自己的肉体。
日军感觉难以承受，朱可夫这时却也暗暗吃惊，因为对方抵抗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特别是北翼的弗依高地，俨然已成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每个火力点都要靠强攻之后才能夺取。
经过8月21日、22日两天的围攻，弗依高地等于被“犁”了一遍，整个高地寸草不见，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焦土堆，驻守高地的第23师团搜索队以及配属部队也达到了伤亡的极限，可是高地仍然拿不下来。
朱可夫颇受触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对日军有所低估，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还由此认为在日军中，“中级军官盲目自信，高级军官昏庸无能”，但是下级军官和野战兵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特别是在近距离作战中更为突出。
南翼这时也未能取得突破，如果北翼再久拖不决，整个大反攻就要搁浅，也势必难以在预期内完成对日军的大包围，朱可夫紧张起来，他被迫亡羊补牢，将预备队中装甲旅提前调到了北部集群。
1939年8月23日晨，苏军对弗依高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朱可夫也对北部集群的指挥官们提出更为严厉的要求。
某师在进攻时损失很大，而且还被山县联队的步兵压得动弹不得。师长打电话向朱可夫报告作战困难，并请求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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