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洲不在海拉尔，已经去了将军庙。两人商量了一下，就由辻政信换乘侦察机跟了过去。
辻政信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还偷懒乘飞机，诺门罕的制空权完全由人家苏军掌控着，“燕子”“黄莺”们正愁没猎物可叼，看到辻政信的这架膏药旗立刻亢奋起来，都抢着要来干它。
路上这个艰险，尽管飞行员左避右闪，还是中了弹，最后迫降于草原。辻政信到底是机关里混出来的，脑子转得贼快，没飞机他就拦了一辆卡车，并让驾驶员蛇行前进，一边躲避苏军战斗机的扫射追击，一边继续开往目的地。
祸不单行，路上又被远处渗透进来的苏军坦克给瞄上了，咚咚几炮，把卡车给炸坏了。这真是“脱身要跳黄丝网，岂知又遇罩鱼人”，还好，车毁了，人没事，辻政信倒也有一股激情，索性靠两只脚跑进了位于将军庙的第6军司令部。
见到张皇失措的辻政信，荻洲还挺乐呵：“你来得正好，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全线反击，歼灭苏军了。”
辻政信把作战计划要过去翻了翻，发现计划订得还行，没有极品到以为派两个中队，就能抄苏军的后路。唯一让辻政信看不惯的，大概也就是这份计划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所以怎么看，都觉得那是“缺乏实战经验的人编出来的”。
经过辻政信的略加修改，预定中的反击兵团达到14个步兵大队，一万五千人，不少了。
两个半
1939年8月23日下午2点，荻洲按照作战计划，向固守部队和反攻兵团分别传达命令，无非是固守的要死守，反攻的则向预守地域集结。
从荻洲，再到植田、辻政信，其实这时都在走着纸上谈兵的路线。荻洲的命令不下还好，一下可露了馅。首先是右翼战斗异常激烈，派去的传令兵在外层就被打死了。
反击部队方面，接到命令早一点的还好点。比如原据守733高地的酒井联队，因部队编制保存得相对完整，第一个被小松原看中，21日拂晓就撤出了733高地。那时战斗刚刚开始不久，撤也好撤一些。
苦的是后来才被添加进反击名单的部队，这些部队早已处于苏军火力包围之中，哪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撤出来的，而且基层指挥官对眼前的困境看得最为真切，好多人对荻洲的反击行动并不认可。
大家都在质疑，一线部队白天作战，晚上抢修工事，本身已缺吃少喝，疲惫不堪。要是凭借工事死守，或许还能守得几日，现在忽然要跑出去跟苏军玩冲锋，这不是“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自己上门找死吗？
最左翼的第71联队这时只剩1800人，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但按照荻洲的命令，仍然要抽调两个大队参加反击。诺门罕战役以来，第71联队已三换联队长，现任联队长森田彻向师团参谋长冈本连连叫苦：“两个大队都抽走了，还能剩下几个人？
又怎么守得住防线。就算出去反击，恐怕前进不了多少米，也要全军覆灭的。”
冈本就是第71联队的首任联队长，但如今处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他对森田彻的唱衰甚为反感：“就是全体玉碎也要进攻，为了皇军的荣誉，哪怕前进两三米也好。”
森田彻被说得哑口无言。
其实这就叫坐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森田彻曾经也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极品程度，最喜欢做的就是欺负弱者，最擅长的勾当，是在看似不可能的部位，硬生生地切下一块肉来。他是七七事变的元凶和谈判代表之一，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极为凶恶蛮横，当时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讨厌他。
白天根本动弹不了，除非晚上还有机会。事实上，荻洲能够投入的反击部队都是趁晚上才陆续到达集结区域，尽管如此，在撤出过程中，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伤。
荻洲任命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为前敌总指挥。1939年8月23日夜，小松原将师团指挥部由将军庙推进至752高地附近，此时离攻击目标只有7公里左右。
小松原将反击兵团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以第7师团为主，由第7师团第14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掌握，右翼以第23师团为主，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掌握。预定为四个联队，但直到反击开始，仍有部队未能到达，最后只凑齐了两个半。
1939年8月24日上午9时30分，这两个半联队向苏军南翼集群发起反击攻势。
此前朱可夫正在河西碉堡里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这位体格健壮、方头大脸的将军洗了个澡，看上去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情绪好极了。
就在朱可夫对着记者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两名侦察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向朱可夫报告说，日军正在集结大部队，显然是在准备反击。记者们一听，既紧张又激动，有料啊，赶紧拿起笔，竖起耳朵，以便记下朱可夫发布命令时那种果敢和有力的神态。
可是他们想错了，朱可夫未发布任何新的命令，他只是语气平淡地告诉侦察兵：你们看错了，日本人已经没有力量发动有效攻击了。
侦察兵愣住了，因为确实亲眼见到日军在整军待发，记者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朱可夫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人怀疑朱可夫在判断和决策上的正确性。
朱可夫不是不知道日军将发动反击，只是他早已看穿了对手的五脏六腑，在双方兵刃还未碰到一起时，便料知对手必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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