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恩接到的绝密命令是：“实施猛烈的全线打击。”远东方面军及后贝加尔军区的所有苏军进入了完全战斗准备状态。
日军方面，通过不断升级的作战规模，尾高终于知道自己这娄子捅的有多大了。自个儿捅的娄子，还得自个儿给糊上，尾高想来想去，决定使出日军的看家绝招：大规模的迂回进攻。
迂回进攻战术，是包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内的日本军校的主课程。军校老师们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实施正面进攻后，一定要辅之以侧翼包围，而且用于包围的兵力越多越强，时机越出其不意，歼灭敌人的效果就会越明显。
迂回进攻最初只是日军中流行的一种战术理论，但后来却编入作战条令，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以至于一谈到进攻，如果没有实施迂回包围，几乎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当战场上的任何一个日军指挥官被问及，进攻的目的是什么时，他都会根据条令回答你：“包围敌人并将之歼灭！”
尾高一遇到坎，本能地便想到了迂回，他准备等援兵主力一到，即派一个联队绕到苏军后方。
和尾高一样，参谋本部和“朝鲜军”高层的脑袋里，也无一例外地灌满了迂回战术。在这些人的概念里，进攻等于迂回，迂回等于进攻，此外别无分店。尾高把方案往上一报，他们立马跳了起来：什么，你要进攻？这不摆明是要“扩大事态”吗，绝对不行！
尾高其实不是要进攻，他只是要更好地防守，可惜无人能予以理解。方案驳回后，他只得老老实实重回原点。
第19师团被固定在张鼓峰的山脊上，进退不得，等于是自己将自己绑在板凳上挨揍。在援兵到达战场后，尾高据此做出了新的部署，但仍感相当吃紧，于是要求将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联队编制——长勇联队也调过来。
“朝鲜军”中村司令官又是一番扭扭捏捏，装腔作势，不过尾高费尽周折，总算拿到了调兵令。至此，第19师团已大部分集结于张鼓峰。
都是在增兵添将，跟苏联人一比，日军只是小巫见大巫。苏军新成立的第39军共拥有兵力2.3万人，机关枪有一千多挺，坦克、火炮、飞机的数量均在两百以上。这些数据里面，仅步兵和坦克，参战苏军就是日军的三倍。
有加伦的前车之鉴，新任军长施特恩哪敢懈怠，他一边继续对张鼓峰发动攻势和战术侦察，一边大规模调兵遣将，以便发动总攻。
人还没见，嗓门已经先从门外传了过来。
施特恩的动作让尾高心惊肉跳，步兵是不可能多出来了，他就向参谋本部讨要航空部队。
这时日苏已重开谈判，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又念起了停战经，而在中国关内战场上，侵华日军已踏上了进攻武汉和广州的行程。参谋本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不想再跟苏联发生纠纷，因此他们既不允许尾高迂回出击，也不肯投入航空部队，以免飞机飞来飞去，造成越境作战的嫌疑。
专守防御
眼看苏军即将发动大反击，军部内部开始出现主动撤兵论，陆军省次官东条英机以下都持这个观点，认为不如让第19师团主动撤离张鼓峰，如此要进就进，要退就退，比死守张鼓峰要强得多。
这是个好建议，可是刚一提出来，便遭到参谋本部的激烈反对，其中嗓门最响的是作战课长稻田正纯。
在稻田看来，前面一场胜仗，已经让第19师团扬了名，说明第19师团确实是对苏作战的第一精锐师团。要是就此不声不响地撤出张鼓峰，外面知道的说是主动撤离，不知道的，准以为是打了败仗，那怎么能成？
稻田大叫：“不光彩的撤退，不仅玷污皇国军队传统，还将受到苏联的侮辱。”
参谋次长多田骏虽然不会像稻田这样扯着喉咙乱嚷嚷，但也觉得撤出张鼓峰便等于没了面子，遂对稻田的意见采取了默认态度。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相持不下，该天皇出来裁断了，可是裕仁一言不发。
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尾高早就不像原来那么气壮如牛了。对他来说，名也有了，继续在张鼓峰守下去，可以预见的是，绝不会再有什么好果子吃。
尾高就巴望着上头赶紧下个撤退令，他好马上屁颠屁颠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偏偏人怕出名猪怕肥，一个似有似无的“大胜仗”，以及臆想中对苏作战“红旗标兵”的树立，就把第19师团给活活钉在了张鼓峰，使他们处于前进不能，后退不准的尴尬境地。
就算是死守，也得守得下去才行。尾高把住在军营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找来，现场指给他看：每天飞机炸，大炮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要飞机绝对不可能，北野便通过“朝鲜军”向参谋本部申请大炮。好说歹说之下，参谋本部终于松了口，答应拨出一批炮兵部队，专归尾高调度。
在长勇联队和炮兵部队正式到达前线之前，还有一段足够尾高煎熬的日子。
1938年8月6日，第39军用于张鼓峰的兵力集结完毕，在施特恩的指挥下，按计划对张鼓峰实施总攻。
张鼓峰是被河流相夹的一个狭长地带，西面是图们江，东面是哈桑湖，要从陆路登上张鼓峰，只能从北面的沙草峰和南面的52高地进出。施特恩以一个师搭配一个坦克营，分别从南北两面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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