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荻洲劝阻，小松原便下决心突围。突围前，他与荻洲进行了最后一次联络，随后便破坏电台，烧掉了密码本，此外，还命令官兵将各自的军衔肩章取下并销毁。
正如小松原所料，救援队在突围过程中遭到层层围堵。指挥战斗的冈本参谋长右腿被炸成重伤，幸好师团的军医部长还比较沉得住气，战斗如此紧张，他仍能依靠手电筒照明，在壕沟里为冈本做截肢手术。冈本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是命保住了。
1939年8月30日，救援队再遭围击，突前的第71联队残部被紧紧包围，该联队的第四任联队长，才到职仅几天的东宗治中佐与他的官兵在自杀式冲锋中被击毙。
救援队的结局与山县联队如出一辙，溃不成军之后分成小股，用东躲西藏兼各显神通的办法，才得以撤到后方，所不同的只是山县死了，而小松原还活着。
第23师团最后集中溃退到了松本所处的“森林地带”。诺门罕战役之前，该师团出动部队约为1.5万，到此时减员了1.2万（不计历次补充兵员），还剩3000残兵败将，而且已是“刀卷刃，枪空膛，一个个蓬头垢面，形同小鬼一般”。
就是这样在松本看来苟延残喘的部队，仍处于极度危险的境遇，他们在“森林地带”被苏军坦克部队围得水泄不通，而且包围圈还在继续缩小。
荻洲已无力对第23师团进行挽救。作为第6军系统内的另外一支主力，第7师团的伤亡也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已彻底丧失战斗力，若不是师团长园部和一郎预先留了一手，没有把联队旗带来，有的联队恐怕就只能做注销处理了。
本想出口气，最后却断了气。关东军司令官植田由此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在下令征调第2、第4师团之后，他又抽调了第1师团的一个旅团，同时为防万一，还派兵增强了海拉尔以及海拉尔以西的防御。
植田是准备豁出去立即再打一场的，除了要救出小松原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山县联队覆灭之后，联队军旗没有下落，植田和荻洲不知道它是不是完全烧掉了，会不会落入苏军之手。
各人有各人的利益考虑，比如红十字旗对松本来说就是千金不换的宝贝，毕竟危急时候可以救命，而植田、荻洲辈之所以把联队旗特当回事，则是因为这东西跟他们的仕途紧紧相连，没准把联队旗抢回来，还可以一俊遮百丑，掩饰战败责任呢。
得知第6军兵败诺门罕，参谋本部紧急调集重兵前往诺门罕，其中包括中国关内的第5、第14师团以及一些特种兵联队。不过参谋本部调兵的出发点与关东军司令部完全不同。
追魂电
关东军当局者迷，参谋本部旁观者清，他们意识到，关东军的这次惨败，与以往三次诺门罕战役中的失败都不同，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这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服输的问题了。
胜败在日本陆军内部几乎就是衡量一切的准绳。因为彻底战败，参谋本部强硬派的声音一下子全都消失了：看来老毛子还是惹不起，不如等两年再说吧。
内部计议的结果，是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且不管苏联开出的条件有多么苛刻，也要接受，以争取尽快了结诺门罕这场无休无止的争端。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平时大多数时间都躲在幕后，这时候也不得不放下手里的鸟笼子，跑到前台来收拾残局。他出面明确了不惜向苏联全面让步的原因：“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期间，必须维持北方边境的平静。”
1939年8月30日，奉载仁亲王之命，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亲赴长春，对关东军首脑进行说服工作。
去了一看，关东军还是强硬派的天下。植田正磨刀呢，而磨刀的理由也很充分：小松原、联队军旗，甚至那些遗弃在战场上的尸体。
植田说，他将在哈拉哈河结冰前的两个月中，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真正的作战”，中间可以保证不渡河，只在河东作战。
植田声称，在这次作战中他将推出全新战术，此战术跟朱可夫的“夜退昼攻”调了个个儿，是“夜间进攻，白天固守”，而且每次夜间向前推进都不超过500米，然后挖掘阵地进行固守。
这基本就是从前夜袭战的一个演化版，“夜间进攻”是没问题，关键是白天能守得住吗？
因为中岛听来听去，植田用于固守的方法还是战壕和肉弹两种。
植田倒也干脆：你是说可能守不住对吧，派兵啊，让参谋本部派更多的兵来支援。
中岛是个没多少主心骨的人，给植田这么一撺掇就动了心。双方预定在9月10日发动总攻。
就在中岛即将返回国内时，当天前线传来消息。朱可夫突然在“森林地带”网开一面，放了小松原及第23师团残部一马。松本记述，当他们从“森林地带”撤出时，已经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围的苏军坦克只是远远监视，并没有乘机上来进行截杀或追击。
1939年9月1日，苏军到达苏联和蒙古所主张的边界线后，便不再往前推进，其做法与张鼓峰事件时如出一辙，即只要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块，就不会超出范围。
如果苏军这时要全歼第23师团，乃至乘胜追到海拉尔，都易如反掌。显然，朱可夫在最后时刻为谈判留足了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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