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听闻百年之前，日本国也是颇派出了十几轮遣唐使，赴我大唐求学。两国通好，近三百年。然最近百年以来，贵国趋于锁国自守，不复与外邦结交。二十年前百济亡于高丽时，听闻百济王甄萱也曾向贵国求援，然贵国朝廷一无所应，不知可有何道理？”
藤原道三把清酒斟好，恭敬地回答道：“好教上国王爷得知。我朝派出遣唐使，22次，其中4次乃是派往西土的大隋，18次派往大唐。然最后两次当中，第17次中途提前中断，第18次一开始就未能成行，故而算来至今已有百年不曾与外邦结交了。”
“哦，一共派出了18次遣唐使到大唐，但最后两次却都遭遇了变故？不知那两次是何年何月的事情，究竟因何原因呢？”
“回禀上国王爷，小臣年轻识浅，具体年月也记不清楚。只是听闻族中故老相传，约摸一百多年之前的时候，天皇陛下曾经第17次组建遣唐使团，使团筹备成行之后，到了大唐正遇武宗陛下登基。
我国使团在大唐求学访道不过两年，便遇上了‘会昌法难’。大唐皇帝废除天下兰若、寺庙，勒令无度牒的沙弥、头陀尽数还俗。我遣唐使团中学问最高之人，往往是僧人担任，求学大唐制度的任务，也多仰仗僧人完成。法难之中我国高僧圆仁法师等人，因为是外邦僧侣，不曾接受大唐祠部的度牒，也遭到灭佛兵将的驱逐。
归国之后，使团的诸位高僧极言大唐制度倾覆、妖人乱政祸国，武宗陛下迷信道教邪法、以天下之利求道家炼丹长生之法门。故而此后我朝士民对大唐印象日渐低下，不愿再派遣唐使与之交流学习。
五十多年前，当时醍醐天皇在位，当时国力富足，民有余饶，原本陛下有意师法古之先皇，重组遣唐使团，再赴西土。但太政宫权臣菅原道真力谏阻挠，极言大唐自法难以来，已不复古道人心，藩镇民乱日盛，实在不足师法，不如我日本国就此断绝使唐，把此前两百余年来学到的古道王政发扬光大，自成一派。因此，从此往后遣唐使再无提起。”
来之前，钱惟昱也是知道这个年代的日本人对中原的汉人政权并不处在一个相对友好的阶段。看别人那些穿越客无论是到了唐朝的还是宋朝的，只要东渡日本，马上可以得到国士亲贵的礼遇，而自己明明在中原已经颇有身份了，到了日本却没有那种轰动性的欢迎，着实有不少的心理落差。
所以，如今他也是逮到一个稍微有点见识的日本人，就开始咨询这个问题。倒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藤原道三倒也有几分见识学问，知道点历史掌故，给钱惟昱基本上把来龙去脉给解释清楚了。
原来，这个年代的日本，武士阶级还没兴起，所谓的武家，基本上还是以练习公马骑射、刀法武艺、兵书战策为主。还不像幕府时代的武士那样懂治国之道、读书较多。
所以，如今在日本，那些有话语权的“公知”阶层，十个里面九个是和尚。一百年前，唐武宗发动了“会昌法难”——也就是中国人传统历史书上认定的、具有解放生产力意义的“三武一宗灭佛”当中这最后一“武”——那么可想而知，在一个和尚掌握了话语权的国度里，这样的“暴君”会被黑成什么样子。
当初以圆仁法师为主的日本遣唐留学僧们，在回日本后就写成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极尽记载唐武宗灭佛之后爆发的泽潞兵变之残酷，把那些藩镇兵变的矛盾都归纳为是因为人民不愿意废佛，被暴君所逼而不得不起事。
而后唐军在平叛过程中因为各个被授命进剿的藩镇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主攻，所以杀良冒功或者俘获良民献俘应付差事。唐武宗为了震慑乱贼，所以明知被献俘的是无辜良民、一样勒令将其全部在长安斩首，并且食肉以示惩戒震慑。这一切，都被当时写行记的日本和尚记下，并且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唐主的“无道”上面。
钱惟昱后世看到的历史书上，只是说从菅原道真乃至此前几十年那个时代开始，日本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建设开始从“唐风文化”时代过渡到“国风文化”，也就是关起国门来不再学习中原。
而几百年后再次打开国门和宋朝交流的时候，虽然愿意承认宋朝的先进性，无奈日本的国风文化已经成型，日语假名文字也已经固化，中原王朝再想在文化上统一日本、用输出意识形态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已经不可能了。
可惜，官修的历史书只会告诉人们事件，却不会告诉人们前因后果先后串联。如今，钱惟昱听藤原道三说了一通，才算是恍然大悟——原来是唐武宗把日本留学僧阶级给得罪狠了。日本和尚把唐朝的“无道昏君”整整黑了一百多年，这才让日本人开始闭关营建“国风文化”的么。
心念及此，钱惟昱心中突然一动。后世的历史书上不是都写“三武一宗灭佛”的么？这个“三武”如今都已经是过去时了，这个“一宗”貌似还没开始。如果历史进程不变的话，两年多之后，中原的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之后，就会开始再一次的灭佛了。那次灭佛的举动同样会被中日之间往来的商旅宣扬，进一步固化日本人闭关锁国不再亲善中原的策略。
不过，如果自己多方运作的话，不论中原的后周和日本的关系会如何恶劣，至少自己还是很有把握修复自己在日方的形象，以便多占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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