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以后逐渐以北宫为主。根据王仲殊的推测，南宫大约在中东门大街之南、广阳门大街之北，开阳门大街之西，小苑门大街之东，为长方形，南北约1300米，东西约1000米，北宫大致在中东门大街之北、津门大街之东、谷门大街之西、北靠城墙，呈方形，面积稍大，都位于洛阳城的中央地带。
南北宫既有朝会之所，又有寝宫，都在同一宫城之内。《东京赋》：“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北宫修建后，永乐和永安作为太后寝宫，地位最重要。此二宫皆在正殿德阳殿以北，符合前朝后寝的格局。南宫以却非殿为正殿，而其余诸殿多在其北，皇帝与嫔妃所居也在正殿以后。这和《考工记》所记之寝宫制度大体符合。
东汉的宗庙与社稷，是按照“左庙右社”规划，《后汉书》卷九十九《祭祀下》：“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
《洛都赋》：“近则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
这里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重要的礼制建筑，是东汉洛阳区别与西汉长安的标志性建筑，它们的修建，代表着东汉采取了与西汉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
合称为三雍。
《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注云：“三雍，宫也，谓明堂、灵台、辟雍。《前汉书音义》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气为之，故谓三雍。”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始广。
《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东汉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的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将明堂作为德治王政的象征，在儒家政治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正因为明堂天人感应的产物，其严格依照阴阳五行观念建造起来的，“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东京赋》）八达，八牖；九房，九宫；规天，象天之圆；矩地，因地之方。
第三百三十三章 洛阳（下）
按照不同的月份而行政令。此与《白虎通义·灵台明堂》所载类似。根据考古发掘，东汉的明堂遗址位于平城门大道东侧，基座呈方形，上有圆形台基。其形制，采取的是九室十二堂布局，与西汉明堂五室不同；其上以茅草加瓦覆盖，同于古制；有桥、堑之类的辅助设施。
明堂左有辟雍，右有灵台。
《东京赋》：“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灵台。因进距衰，表贤简能。冯相观祲，祈禠禳灾。”
辟雍为帝王行教化之所，也是礼乐教化的象征。
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辟雍为教育之所，经常在这里举行礼仪活动。
李尤《辟雍赋》：“辟雍岩岩，规矩圆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喜喜济济，春射秋养。”
明堂之右，谓之灵台。
长宽各约220米，中心为边长约50米的夯土台基，残高约8米。台基周围有两层平台，下层台面有环廊，上层四周各有五间建筑，建筑四面墙壁各涂有相应颜色，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以对应四灵之位，以符合休征之说。
张衡曾为太史令，长期主持灵台的工作，其所铸浑天仪就置于此，他说灵台用于“冯相观祲，祈禠禳灾”，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班固《灵台诗》：“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蓁蓁，庶草蕃庑。屡惟丰年，于皇乐胥。”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记载，永平二年，明帝“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通过灵台观察天象，以达到帝王行事与之相睦。
东汉非常重视三雍的象征意义。光武在封禅泰山时，告祷天地曰：“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吏各修职，复于旧典。”
东汉修建并重视三雍，证明了东汉政治文化的取向，是采用儒家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这与西汉重视武功霸业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一点上说，三雍不仅代表了东汉建筑合乎礼制的特点，也标志着东汉政权对强调“德治王政”的认同，更象征东汉对礼乐教化的重视。
而这，也使得异族之人对于东汉虎视眈眈，先是匈奴的背叛，然后便是臭名昭著的五胡乱华，而东汉著名的才女，蔡邕之女蔡文姬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匈奴掳去。
以至于现在所有的汉人都养成了一种可以说是软弱的性格，血液里的那种血性也被逐渐的磨灭直至消失。
但是幽州军对于军人的待遇可谓是天下之最，一个战死的普通士兵便能够得到八十两白银的抚恤，每个月的粮饷也不是其他诸侯可以比拟的。
而李忠要做的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让更多的百姓消除对参军的恐惧和抵触，显然，他做到了，在幽州统治的地方，百姓们参军的热情高涨，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幽州军的一份子。
不为别的，如果你战死沙场，你将会被送进陵园安葬，受后人祭拜，这是何等的荣耀和风光。
而李忠就是要通过这种发放，激起大汉百姓身体里早已冰冷的血液，他要用这种发放告诉所有人，，要想子子孙孙安稳的生活，唯有依靠强大的武力震慑四周异族，你跟他们去将什么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那还不如直接自杀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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